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中國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的行爲,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中國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中國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飯。軍官們爲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強徵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徵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中國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抗戰末期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素質比1937年抗戰初期時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戰末期物價飛漲,國民黨高級軍官爲了確保經濟收入,各軍隊開始經商,軍官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商上,更加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爲變相的商業性機構,商人要依託軍人的特許和保護才能從事商業活動。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在1944年 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壞了。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衆,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暇,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佔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佔領好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作爲對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現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美國人最早到達延安的是一批新聞記者,這些記者異口同聲地報導說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軍隊的軍紀軍風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援。美國記者的報導使不少美國人把中共視爲中國“進步勢力”的代表,稱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國”,而重慶代表“封建的中國”。美國新聞界對中共的正面評價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對華政策,美國人不得不考慮,美國支援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並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這樣做值得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清廉進步的中共,是不是會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國戰區美軍最高參謀史迪威,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人,而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的更遠一些,他希望把中共從蘇聯拉入美國一邊,不僅成爲美國軍事上的同盟,而且成爲戰後美國政治上的同盟。當然在美國反共的大氣候下,羅斯福不可能支援中共建立政權,於是萌發了建立國共聯合政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個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爲中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政黨,美國大使館官員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裏評價中共說:“中共裏面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共産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共產黨,不如說他們是一個農民民主黨。”同樣蘇聯的史達林也稱中共是“馬戈林共產黨”(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黃油、非純正的)。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時,提出美國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延安,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只好同意美國派一個十幾人至二十幾人的小型代表團到延安,團長爲鮑瑞德,代表團中還有中共的“朋友”,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斯。謝偉斯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期間,就與中共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結爲朋友。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話時說:“中共並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肯合作,我們一定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

毛澤東向美國放出“遠蘇近美”的氣球,也是有國際背景的。毛澤東執政後,在中共黨內批判了王明的“國際派”,1942年的“整風運動”後,更進一步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蘇聯一直支援王明,所以毛澤東上臺後,中共和蘇聯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戰爆發後,蘇聯主要援助的是蔣介石政府,對延安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慮放棄蘇聯而與美國結盟的可能性。

這時中共在理論上也開始擺脫共産主義的色彩,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表明中共當前的任務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後,國家完成工業化建設以後的遙遠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國人對中共搞赤化的恐懼感,謝偉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毛澤東並不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中共試圖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現在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密切關係,中共認爲美國比蘇聯更可以依賴。”

中共明白美國人喜歡“民主”,所以儘量樹立民主的形象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中共聲稱在他們的解放區裏,地方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組成方面,實行“三三制”,即黨內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農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時召開邊區參議會,實行與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1944年秋開始,美國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1944年8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的赫爾利,擔任起國共兩黨的調停人。當時中共由於處於劣勢,缺乏國際支援,所以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積極。1944年9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宣佈:贊成美國指揮官指揮全部中國軍隊。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慶約見赫爾利,要求赫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比之下,蔣介石則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極,只是爲了不得罪美國人,才不得已勉強與中共進行談判。

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親自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到機場迎接。11月8 日,赫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達成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項建議,11月9日毛和赫代表雙方在協定上簽字。毛赫達成的五項建議是:

一、中國軍隊統一。
二、國民政府改組,建立一個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政府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四、美援物資在所有抗日武裝間平等分配。
五、聯合政府承認中囯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爲合法政黨。

由於赫爾利是美國的反共分子,中共擔心赫爾利在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偏袒國民黨一方。延安談判之後,中共對赫爾利是否會向美國政府正確轉達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國財政部代表弗裏德曼帶一封信,請他回國後轉交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這封信由周恩來寫成,信中說中共對國民黨政府不進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國直接援助延安,並邀請摩根索訪問延安。

11月10日,赫爾利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返回重慶後,羅斯福正式任命赫爾利爲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彙報他與毛澤東達成的五項建議,但蔣介石對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毫無興趣,因爲這樣要使國民黨失去獨攬政權的資格。11月22日,蔣介石提出三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爲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合併。蔣介石同意軍事委員可以接受數名共軍高級將官加入,但沒有同意與中共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反對毛赫五項建議,使赫爾利很失望,但赫爾利又接納了蔣介石的三項建議,試圖說服中共讓步接受蔣介石的反建議。

中共對赫爾利的搖擺不定感到憤慨,毛澤東指責赫爾利爲什麽和他簽訂了五點建議,又倒過去同意蔣的三點建議。毛澤東對美國延安代表團團長鮑瑞德說:“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籃子,要靠人施捨。,,,如果美國不援助,還可以轉向英國和蘇聯嘛!”但毛澤東仍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美國進行合作。赫爾利的這次調停失敗,與他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有很大關係。

儘管中共不接受蔣介石的三點建議,但聲明無意關閉和談之門。中共發現赫爾利等人是親蔣的,但也有鮑瑞德等一些美國人是親共的,中共想衝破蔣介石和赫爾利的封鎖,直接與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建立聯繫。1945年1月9日,毛澤東交給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轉給羅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個代表小組到美國訪問,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直接講述中國的複雜內部問題。如果羅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來打算親自赴美國訪問。從現在披露的情報來看,羅斯福並沒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誰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無法查明。


1945年1月24日,國共雙方的談判再開。中共代表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堅持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後,才能開始談判聯合政府的問題。最後雙方於2月3日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取代現行的國民大會,爲建立民主憲政開闢道路。但在統一軍隊和共產黨參政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還需要進一步談判。

1945年2月23日,朱德經由美軍官艾芬士上尉向美軍中國戰區最高參謀魏德邁申請二千萬元美元貸款,作爲對日作戰經費,被赫爾利阻止。中共一直無法與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取得聯繫,打不開對美局面,並且又得不到蘇聯的實質性支援。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發表了《愚公移山》講話,表達了中共即使沒有國際支援也要堅持到底的決心,同時批評蔣介石政府“要把中國引向黑暗”。

正在美國撮合中國聯合政府之時,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雅爾達召開了雅爾達會議,會上羅斯福背著中國政府,與史達林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雅爾達協定”,以換取史達林的對日出兵。“雅爾達協定”關於中國的內容如下:

一、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
二、大連港爲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具有優先權。
三、蘇聯租借旅順作爲其海軍基地。
四、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

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透露雅爾達會議的內容,蔣介石預感到雅爾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蔣介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3月15日,蔣介石通過中國駐美使館得知雅爾達密約的具體內容後非常憤慨,他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己賣華乎?惟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

當時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出兵。蔣介石沒有估計到日本會那麽快投降,以爲日本還能堅持一年左右,所以蘇聯一旦出兵,蘇軍就會以消滅在華日軍爲藉口,進軍大部甚至整個日占區。蘇軍一旦進入中國,就不會輕易撤走,要換取蘇軍從中國撤軍,還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更有甚者,如果蘇聯象處理東歐佔領區那樣,把進入中國的所到之處都建立共產黨政權,蔣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萌發了與日本單獨停戰講和的念頭。蔣介石希望日本放棄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慶與日本簽署和平協定,日軍從中國撤軍,把日占區交給蔣介石政府。蔣介石對日單獨講和的著眼點有二:一是一旦日軍撤出中國,蘇軍就沒有了進入中國的藉口;二是可以保證得到日占區的領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國單獨與日本講和當然要得罪美國人,不過蔣介石認爲既然美國可以做出犧牲中國換取蘇聯對日作戰之舉,中國這樣做也不算背信棄義。

1945年3月16日,繆斌奉蔣介石的密令乘飛機來到東京,與日方密談單獨講和一事。當時繆斌名義上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長,實際上卻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繆斌到日本時,攜帶一部可以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的無線發報機,把密談的情況隨時報告蔣介石,並直接接受蔣介石的指令。

繆斌首先提出要直接與天皇會談,但繆斌並不持有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也沒有什麽其他信物可以證明他是蔣介石派來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對繆斌的身份尚有懷疑,所以不同意繆斌見天皇,而是讓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會見繆斌。3月18日東久彌宮會見繆斌時,開門見山地說:“在我們會談以前,請先生先回答我三個問題。”
繆斌說:“請講。”
東久彌宮問:“第一,重慶承認天皇嗎?”
繆斌答:“承認。”
東久彌宮問:“第二,爲什麽要與日本和談?現在美軍已顯示出壓倒性的優勢,直率地說,日本對戰爭已經絕望了。”
繆斌答:“重慶並不願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毀,因爲中國的安全也要依賴日本的繼續存在。如果日本在滅亡前與美國停戰講和,日本就會成爲中國的防浪堤,可以將蘇俄進入中國的危險防患於未然。”
東久彌宮問:“第三,爲什麽要直接與天皇會談?”
繆斌答:“日本政界沒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東久彌宮對繆斌的直率回答很滿意,認爲繆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東久彌宮問起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繆斌說中國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點:一、取消汪精衛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軍立即從中國撤退,將日占區移交重慶政府;三、中日單獨簽署停戰協定,中國負責斡旋日本於美國之間停戰講和。東久彌宮聽後認爲可以接受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年7月18日,東條英機內閣倒臺,小礬國昭繼任首相。小礬也十分支援繆斌帶來的和平方案,1945年3月21日,小礬首相召開了各大臣參加的“最高會議”,商討繆斌帶來的蔣介石和平方案。儘管小礬一再堅持與中國單獨講和,但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均反對,他們認爲單方面從中國撤軍會導致軍心渙散,也反對抛棄日本支援了多年的汪精衛政府。最後小礬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與中國講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聖斷”。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對,這樣失去了各方支援的小礬不得不辭職,1945 年4月5日小礬辭職後,由鈴木貫太郎繼任首相。鈴木也曾設法與重慶和談,但得不到軍部的支援,最後不了了之。繆斌得知日方的商議結果後感歎說:“日本的政治家都是豬腦子。”

繆斌這個人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繆斌1921年考入南洋公學(現上海交大)電氣科後,加入國民黨,1923年黃埔軍校成立時,他出任無線電科教官。1925年2月東征陳炯明作戰中,繆斌組織了敢死隊,帶頭冒死沖入敵陣,一時被譽爲國民黨軍中的英雄人物。繆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26年北伐時,繆斌出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正黨代表爲汪精衛),1928年北伐勝利時,繆斌任陸軍中將。1929年,26歲的繆斌出任江蘇民政廳長的重職,但不久遭排擠下臺。此後繆斌一度留學美國,回國後隱居著書。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繆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但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

美軍佔領日本後,從日本檔案裏發現中國單獨與日本秘密講和的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中方代表繆斌出庭作證,但繆斌已被中國處死。原來抗戰勝利後不久,繆斌作爲漢奸被逮捕,並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死。繆斌是蔣介石政府處死的第一個漢奸,不免讓人感到有殺人滅口之嫌。繆斌死後,繆斌的日本朋友爲他建了紀念碑;1950年,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在東京主持了繆斌的追悼會;1991年在東京稻荷神社爲繆斌樹立“顯彰碑”,封繆斌爲“和平神”。日本人認爲應該感謝繆斌冒險到日本謀求和平的行動,繆斌最終因此而死,故樹碑表示紀念。

蔣介石政府雖然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但是由於腐敗,卻失去了中國民衆的民心。在抗戰時的艱苦環境下,不僅底層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公務員、教師和學生也掙扎在饑餓線上,承擔著戰爭帶來的犧牲。可是他們周圍的有權有勢之人,卻明目張膽地在戰爭中聚斂財富,發戰爭橫財,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恨。很多知識份子並非親共產黨,也不贊成共産主義,但他們更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然而中國卻沒有第三條道路讓知識份子們選擇。

一些歷史學家著書說二戰後美國積極支援蔣介石反共,爲蔣介石出錢出槍打內戰,這是有違於歷史史實的。美國固然反共,但美國並不贊成蔣介石用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蔣介石把共產黨作爲一個合法的民主政黨對待,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則堅持用暴力方法消滅共產黨,這是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點。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19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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