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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28日訊】讀了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即所謂“孫文賣國檔案”，不禁爲其滿紙的“書生氣”而啞然失笑。中國話的“書生”翻譯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國的“書生之見”與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常把只知道讀書，不懂得社會實際的人稱爲“書生”。袁教授讀書破萬卷，但他這篇力作滿篇“書生之見”，不免讓人感到惋惜。
中國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國歷次革命中，書生秀才們煽風點火，抛輿論造聲勢，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但真要書生秀才們去領導革命，他們就不行了。清末康有爲、梁啓超等一批書生發起一個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運動，煽動起一場戊戌變法。但這幫書生秀才們只會說不會做，他們不知道政治的複雜性，單單憑著書本知識，試圖在中國照搬日本的明治維新，結果很快就失敗了。

陳獨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學者，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可是讓他當共產黨的總書記卻不行，勉強當了幾年總書記邊便共產黨的自己人趕下了台。1931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派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試圖讓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蘇聯學習非常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只知道書本上的共産主義理論，不懂中國的實際國情，企圖在中國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結果也是輸的一敗塗地。相反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党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囯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爲什麽這些書生領導不了共產黨？就是因爲他們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不懂得現實中的“政治”與書本中的“主義”和“原理”完全是兩回事。

這裏我們看一下袁教授的“書生之見”吧。袁老從書縫中找出不少孫中山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或準備簽訂的）所謂“出賣中國利益”的文件證據，並在最後鄭重其事地說：【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

之所以說袁教授是“書生之見”，是因爲他用書本上的“國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實際現實中的“國家利益”。袁老指出孫中山曾經試圖“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並把這作爲孫中山賣國的鐵證。當然袁老指出的這些證據確實屬實，不過據此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帽子，倒是顯出袁老天真的“書生氣”。

當時孫中山一批人結成革命黨同盟會，他們的首要任務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暴力推翻滿族人的異民族統治，恢復漢族人的主權。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目標，爲了達到這個目標，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經費。在經費方面，革命黨沒有政權，他們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取資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經費，向外國政府借款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可是外國政府並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給他們一定的“好處”，不給他們一些利益，他們是不會隨便借錢給革命黨的。孫中山“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不過是革命黨的一個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談得上什麽“錯誤言行”。

世間沒有免費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的革命黨人也對此有所考慮。儘管武昌起義成功，可是革命軍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滿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戰爭進行的不順利，革命軍與清政府軍長期對峙，這時外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對於外國列強來說，是支援革命政府還是清政府，取決於誰給他們的“好處”多，也就是哪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較多，他們就支援哪個政府。

因此當時革命家們的策略有“上下兩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復滿清政府的全部領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復中原十八個漢族人省份的主權，把滿蒙疆藏“出賣”給列強，以換取他們對革命的支援。以前清政府只准許漢族在十八個內地省份居住，這十八個省是直隸（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蘇、江西、福建、四川、陝西、甘肅、貴州和雲南，關外的滿洲（東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是不允許漢族隨便遷入居住的。當時革命黨人的“野心”並不大，“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個內地漢族人省份中恢復漢人的主權，革命只要恢復了內地十八省的漢人主權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和滿洲（東三省）的主權都可以放棄。宣統三年武昌起義時，起義軍打出的革命軍旗是“十八星旗”，這“十八顆星”就是代表內地十八個漢族人居住的省份，後來也有人稱其爲大漢族主義的旗幟。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壞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讓滿蒙”的許諾，表現出政治家應有的未雨綢繆策略能力。不過後來南北戰爭很順利，滿清朝廷在袁世凱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讓權，這時“出賣”滿蒙疆藏就沒有必要了，孫中山對日本做出的“賣國許諾”也就自然收回，沒有變成現實。這種政治策略，對於“兵不厭詐”的政治軍事世界來說，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國偏有這麽一幫讀書人，專門喜歡從書本裏引經據典，給人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從孫中山的故紙文件中考證出一堆“賣國罪證”，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大帽子。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麽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只念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爲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政治家不是宣言“仁義道德”愛國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謀求實實在在利益的“小人”。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易，而且國際政治不受法律的約束，撕毀條約，背信棄義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戰期間，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蘇聯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進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後來美國與中共建交而抛棄臺灣的行爲，也曾被蔣介石罵爲“背信棄義”。中國祖宗流傳下來的兵書裏講得很明白：“兵不厭詐”，可是愛談論仁義道德大道理的書生們，卻偏偏不讀這些講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書。

在辛亥革命的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是滿蒙領土被日本吞併，而是整個中國被列強瓜分。中國革命家的第一任務就是保存中國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強瓜分，而不是保全滿蒙的領土。如果中國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里還談得上保全滿蒙？孫中山放棄滿蒙，保全中國本土的想法，不過是在當時緊迫情況下的丟卒保車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賣國”的罪名，豈不是太冤了？

毛澤東打仗勝利的法寶之一就是不計較一個城池的得失，保存實力最重要，有了實力，失去的城池，以後還能收回來。在辛亥革命的緊迫環境下，保全中國本土十八省的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只要中國本土的統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國的靈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中國本土實現了富國強兵，即使把滿蒙疆藏“出賣”了，日後也是可以收回的。臺灣不就是在被“出賣”後又收回來了嗎？

退一萬步說，“出賣”的領土即使收不回來了，也未必是絕對的壞事。我們不妨反過來看問題：領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別是武力強佔的領土，爲了維持鎮壓這些地方的反叛勢力，國家要花費很多人力物力，這些不安定的領土，不但不能成爲國家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爲國家發展的障礙和負擔。戰後英法兩個最大的殖民國家，被四處蜂起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搞得頭疼腦熱，大大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發展；相反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丟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領土也縮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國家的核心部分，可是這兩個戰敗國家卻出現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他們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縮小了領土，同時也減少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可以輕裝上陣，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丟掉領土反而成爲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福音。

前蘇聯在二戰後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這些國家日後屢屢成爲蘇聯政治地震的發源地，波羅的海三國率先發起的獨立運動，最終引發了蘇聯的總崩盤。如果史達林當時沒有吞併波羅的海三國，蘇維埃聯盟也許會更長壽一些。同樣中國辛亥革命後，如果像革命軍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樣，中國只剩下本土的漢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獨立出去，現在中國就少了很多頭痛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現在更好。事實上西藏、蒙古、新疆這些地方給中國本土帶來的政治經濟負擔，遠大於它給中國本土帶來的利益。

如果當年羅斯福總統沒有好意把臺灣歸還中國，讓臺灣獨立了，現在中國就不會有煩人的臺灣問題。不幸的是，現在臺灣問題正成爲引發中國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這個地震源一旦爆發大地震，說不定真的會引發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的總崩盤，這正應驗了中國一句古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假如當年孫中山一夥革命黨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賣”出去，反而爲中國今後的長期安定發展鋪平了道路，我們現在說不定要感謝他們自己背下“賣國”的駡名，造福了中國的老百姓。

儘管孫中山是一個書生氣比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見識還是遠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謂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不過是他這樣迂腐的書生難於理解而已，頭腦靈活的政治家們大概沒有不理解的。我們不妨反過來看袁老給我們提供的寶貴資料，會看到孫中山是一個有政治遠見、有靈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國家富強的道路上，中國最需要頭腦機動靈活的政治家來牽引。古訓雲：“書生清談誤國”，可惜中國有太多迂腐的書生，卻有太少靈活應變的政治家，不免讓人折腕而歎。

2004年7月27日寫於日本

 附錄
――――――――――――――――――――――――――――――――――――――――

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孫文“賣國”檔案）

袁偉時

政治家和政治組織的內外政策是交相爲用的。與其對內政策緊密聯繫，孫文的對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從民初開始，這些記錄在國內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斷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史家中對有關事實毫不知情的，大約十分罕見。不過，在中國大陸 ，人們沒有把這些史料系統排列出來，加上標準教科書諱莫如深，一般讀者知道真實情況的似乎也不多。請讀者允許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據中國大陸近20年的出版物，將有關事實抄錄如下：

第一，"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約摸在1900年6月初，孫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孫文一生從未得過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說他是博士純屬以訛傳訛。可能是Dr.——醫生的誤譯。他是醫學院畢業生，也行過醫。)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爲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孫中山抵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孫博士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爲了取得法國的支援，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這三個人建立了一個''辛迪加''……孫博士任命布思爲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爲四期攤付給孫博士。"

第三，武昌起義後，孫文到了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博士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 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 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對於日本的態度，他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第四，出賣滿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爲之抛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

第五，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日，又電告阪穀："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穀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劄》，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劄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劄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爲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 "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穀，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爲消滅。"

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的特權交給一個曾任外國內閣大臣的外國人，擔負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大事。孫文如此輕率地處理，雖然當時沒有辦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就事情本身來說，應該說是大衆傳媒履行監督政治家這一類公共人物的職責的大好事。袁世凱政府雖曾利用此事批評孫文，但這正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勢力互相批評、監督、爭取公民信任應有的常規。中國公民有權知道這一類資訊，20世紀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專橫，恰恰是與執政者實行愚民政策，拒絕公開政務息息相關的。

第六，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宋案發生以後，孫文認爲"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孫文與袁世凱都不惜代價，爭取日本的支援。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佈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有四個要點：

 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爲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迴旋之餘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爲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 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党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爲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爲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爲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夥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爲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佈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歎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爲。"內外疑謗叢集，真僞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爲。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家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於5月9日接受。

面對涉及國家存亡的重大鬥爭，全國人心激動。原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人士紛紛提出"一致禦侮"的主張。"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潛……等十一人，聯合發表公電，提出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之說。在美洲的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等……亦聯合致電孫中山，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爲國人藉口'' 等語。"

 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也聯名發出通電，總結民國建立以來的政治經驗，鮮明地提出：

 1，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假借外力"。他們說："至言假借外力，尤爲荒誕…… 一族以內之事，縱爲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這是針對報刊的種種傳聞表明自己絕 "不危及邦家"的立場。

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訓，表示決不輕言革命。"國人既懲興等癸醜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他們認識到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底，這是國人對他們的懲罰，因爲他們忽視了國人要求安定的情緒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 3，仍要堅決反對專制統治。他們進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蔔之政象良惡。""至今空屍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不但導致內政極端腐敗，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迹，非其不能，實乃未可……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 爲了抵禦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須改變這個狀況。

黃興等人的反思頗爲深刻。他們對外侮由來的分析，反對假借外力解決內政問題進而一致禦侮的主張，也是非常適時的。

黃興等人的主張曾廣爲散發和分送京、滬各報館刊登，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可是孫文等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另外一種主張。

先是在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業，其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又出任郵電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長等。犬塚、山田等敢於出面訂立盟約，背後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援。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爲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這封信和《中日盟約草案》與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 "二十一條"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國恥，是日本迫使中國殖民化的重要步驟。它的最後文本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了日本。條款之一是"中國政府嗣後如在南滿洲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顧問教官時，可儘先聘用日本人"。實際是把當地各級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儘先聘用"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詞令。

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爲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爲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爲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

歷史挺會捉弄人：袁氏慶倖力爭倖免的條款，卻被孫文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爲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再加上"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也就是說，以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種種特權是絕對不容其他國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考量其實質，這是把中國降爲附屬國的盟約。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的信，其中意蘊就更加清楚了。這封信說了些什麽呢?

 1，"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所以提出這個《中日盟約》。

 2，"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 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爲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 3，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爲主要合作物件，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這些主張的是非，筆者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兩件事：

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 "獨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的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於是，孫文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 "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系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爲自己的沈默辯護。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爲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四天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於此可見一斑。

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披露後，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文件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並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孫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山田挂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党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再加上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不應忘記的是，與此同時，他還重申了出讓滿蒙的主張。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國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條，孫中山爲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這個老同盟會員，1949年以後身居高位，生活在孫文備受尊崇的國土上，不可能和沒必要作假，其回憶顯然是可靠的。

不過，不管孫文提供多麽優惠的條件，日本政府對他們一夥的力量還是沒有什麽信心，仍然把袁世凱作爲拉攏和威嚇的主要物件。孫文和革命黨人僅是充當了威脅袁世凱的魔影。孫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鬥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爲誘餌，冀圖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第九，20年代，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據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內容包括：香克將幫助"中國政府(指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作爲回報"所有經香克氏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産生純利之三分之一 ，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爲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爲日本人"。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 等報刊曾連續追蹤報導。

以上確鑿而不完備的史料，揭示了孫文複雜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視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 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答案主要靠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有些問題在後面還會涉及。(http://www.dajiyuan.com)

10/28/2004 10:14:46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