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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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專賣局(即煙酒專賣局,事件後改稱公賣局)接到密報,謂淡水有走私火柴、捲煙情事,乃派傅○通等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在淡水僅查穫私煙五箱。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下午七時三十分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悉數沒收。林江邁苦苦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行列,林江邁情急,抱住查緝員不放,卻遭查緝員以槍管打破頭而鮮血直流。

目睹此景的群眾轉趨悲憤,高喊「還給香煙」…等語。查緝員見狀欲速離開,群眾卻緊追不捨。查緝員傅○通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不幸誤中當時在自宅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二十歲,次日身亡),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激憤的民眾搗毀其卡車玻璃,並將卡車推倒於路旁,要求交出兇手槍斃。專賣局業務委員會李常務委員與業務會楊組長聞報,於九時許前往現場處裡,表示將會懲辦查緝員,惟民眾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楊兩人不得已乃將查緝員六人送往憲兵隊看管。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聚眾遊行,先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搗毀所內玻璃、物品,圍打派出所主管,隨後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四人,致死一人,並將局內物品財物拋至街上焚燒,十二時許,民眾擁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果,乃轉往長官公署,約下午一時許,遊行群眾約四、五百人,以鑼鼓為前陣,沿街呼口號,聲勢浩大。公署廣場前早已調派士兵駐守,衝突一觸即發,不久,槍聲響起,有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傷亡,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也是局勢惡化之關鍵所在。

下午二時許,民眾齊聚中山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隨後進佔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次日,全台各地知悉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乃逐漸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也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群眾湧專賣局台北分局, 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緝煙員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上千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 掃射,當場死傷數人。 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情。 公署長官陳儀宣佈台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群眾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擴展為全島性歷史事件,波及社會各階層人員,各種抗爭與衝突範圍擴及全台各地。從台灣北端到南端,從東到西,乃至澎湖地區亦不能免,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又以台北、基隆、台中、嘉義、高雄地區影響最大。要塞部隊為配合蔣軍登陸而進行「肅清」街頭工作,以長達 兩日密集且持續的火網在街上無特定目標地用步槍和機槍密 集射擊,以恫嚇市民。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憲兵營由福州抵基隆,3月8 日上岸開 始屠殺。
 
3.06 彭孟緝高雄大屠殺。
3.08 彭孟緝入屏東屠城。
3.11 蔣軍入南市進行屠殺。
3.12 蔣軍入嘉義進行屠殺。
3.13 蔣軍入宜蘭進行屠殺。
3.14 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

武力鎮壓與清鄉

綏靖工作,大致可分為武力掃蕩和清鄉兩大重點。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期迅速,除在中部地區由謝雪紅在台中組的「二七部隊」之殘部尚有一些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惟各綏靖分區部隊在執行武力掃蕩之時,確有報復行為,致有民眾無辜傷亡、嫌犯未經審判即就地槍決等情事發生。

就當時在台兵力觀之,事件前駐台之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與工兵營、三個要塞守備大隊之總兵力僅五、二五一人,不足擔任台北之防戍任務。武力鎮壓,尚無實力。三月八日以後,國民政府軍隊陸續開抵基隆,情勢丕變。三月十日,陳儀發佈戒嚴令,綏靖工作全面展開。十五日,國軍往埔里方面推進,縮小包圍圈。「二七部隊」因對外兩條交通要道均遭封鎖,聯絡不便,情勢甚為不利,乃決定派遣陳明忠擔任突襲隊長,兵分三路,夜襲日月潭方面的國軍。另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一小隊扼守烏牛湳橋,以防腹背受敵。突襲隊與國軍四三六團第二營第四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被迫向水裡坑撤退,但該部隊也傷亡慘重,且彈藥亦快告罄。

十六日,國軍四三六團第二、三營部分兵力,又與扼守烏牛湳橋的黃金島小隊發生激戰,戰鬥一開始,該小隊由於佔地利之便,曾重創國軍,造成重大傷亡。旋因火力遠不及國軍,作戰經驗也有所不足,乃漸處於劣勢,被國軍火網所包圍,不得已乃由黃金島率一名隊員突破國軍的火力封鎖線,奔回「二七部隊」本部求援。同日晚上,「二七部隊」以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面受敵,無法與他處部眾聯絡,難以繼續支撐下去,乃決定化整為零,或往嘉義小梅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深夜十一時,隊員各自埋藏武器後,即宣告解散。

十九日起,陳篡地為作持久游擊戰,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陳氏並號召各地響應者,潛藏深山,實施一年的作戰計畫。二十日,二十一師以該殘部潛伏山地為慮,再派四三六團第八連進攻小梅附近,激戰數小時,終使其不支逃逸。但直至五月十六日,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解除戒嚴,結束清鄉,警備總部亦將各綏靖區改為警備區時,陳篡地殘部仍在小梅、樟湖等地進行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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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妻馮弗能離去 情人章亞若被殺 夫人蔣方良坎坷

大約在1926年冬,蔣經國曾與在蘇學習的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因思想與分歧較大,兩人感情破裂分了手。

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期間,蔣經國結識了該廠女工法伊娜。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兩人如膠似漆。1935年3月,他們正式結婚。1935年,蔣經國有了長子艾力克(即蔣孝文),隨後又生女兒蔣孝章。後來,蔣介石給兒媳法伊娜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蔣方良。

應該說,蔣經國與蔣方良係自由戀愛,兩人關係也甚好。但是,蔣經國到江西贛南任職後,卻又愛上了另一名女子章亞若,而且還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使蔣介石頗傷腦筋,以致後來蔣動了殺念,將章亞若秘密處死。

根據近年披露出來的史料,害死章亞若的幕後黑手,就是陳立夫。

章亞若,江西萬安縣人,生於1913年,其父系讀書人,做過地方官,後搬入南昌,以律師為業,是20世紀30年代南昌城內頗有名氣的職業律師。章亞若肌膚較白,齊發圓臉,聰明活潑,能歌善舞。她少年時代在南昌唸書,進入南昌女中後,其天才日漸顯露。她各門功課均好,國文尤其優秀,寫詩作畫,朗誦歌唱,無一不能,成為全校師生公認的校花。

遺憾的是,章的母親周錦華受舊思想的影響,早早將她許配給其表兄、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剛。1928年冬,15歲的章亞若與唐英剛結婚,兩年後,生了兒子唐遠波,又過兩年再生二子唐遠輝。

章亞若雖給唐英剛連生了兩子,因性格不合,兩人感情並不是很好。唐英剛思想保守,性格溫和,話語極少,除了上班,極少外出。章亞若少女時代讀書的南昌女中,係教會所辦,老師大多係外國人,這些老師在教學生知識的同時,也向學生介紹一些西方新思潮,還有的老師極力主張女性解放,走向社會,張揚個性。正在成長的章亞若受他們的影響甚大,無論是思想到生活,與一般女孩不同。她與唐英剛結婚後,仍經常外出與其他男人跳舞、聚會、看電影、唱新戲。唐英剛對章亞若的行為難以接受,經常指責、干預她的外出。這樣,夫妻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1936年的一天,唐英剛與章亞若發生爭吵後,在極度痛苦中自殺。

唐英剛一死,年輕的章亞若在唐家待不住了,丟下兩個兒子回到了娘家。

20世紀30年代末,日軍打到江西,章家幾經輾轉,遷到江西南部重鎮贛州市。

那時,章家人口較多,每天開支甚大。為了生活,章亞若的母親便動員兒女們各顯神通,自謀職業。章亞若此時雖然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但也只有23歲,加上她有文化,人又長得漂亮,很快被蔣經國看中,將她調到自己主持的“三青糰江西支部訓練班”工作。“三青糰幹訓班”一結束,蔣經國又將她調到贛南專員公署,擔任他的專職秘書。這樣,蔣經國、章亞若就走得更近了。遠在重慶的蔣方良,因與贛南隔著千山萬水,對此毫不知情。

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婚外情,很快被其手下察覺。

沒過多久,此消息傳到了蔣介石、陳立夫的耳朵裏。

對兒子的婚外情,蔣介石起先並未太重視。可陳立夫對此有不同看法,原因有二:其一,蔣經國當年去贛南,是他提的建議。現在將經國出了問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幫其改正。其二,蔣經國係國家元首的兒子,蔣家人的言行,即使是私事,對社會、國家均有影響。如果這件事讓外面的人知道了,對蔣介石的形象會有影響。

此外,陳立夫在政治上雖然歪門邪道,心狠手毒,在男女關係方面卻又相當規矩。他恐怕是國民黨陣營中極少數不拈花惹草的高官之一,吳稚暉、于右任曾稱讚過他的操守。他對國民黨高官中操守不好、道德敗壞者十分痛恨,管不了的他沒有辦法,管得了的他一定要管。

1941年秋,章亞若在桂林為蔣經國生下兩子,消息很快傳到了重慶。章亞若考慮,不應老使她和孩子的身份不明不白,要名正言順地成為蔣家的人。而要正名,首先必須使她與蔣經國的關係明朗。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對蔣經國談了自己的想法。對章亞若提的這個問題,蔣經國不敢答應。

為了使兒子不受輿論譴責之苦,蔣介石決定將蔣經國調回重慶。對遠在桂林的章亞若,蔣介石則萌生了一個極其毒辣的計劃——殺死。

誰去處理這件事呢?蔣介石想來想去,覺得最好是交給陳立夫去辦。

一天,蔣介石將陳立夫召到上清寺的官邸說:“經國與江西那個女人的事,已經在贛南、桂林兩地有不少流言,此事對我們家裏的名聲損害很大。我教子無方,才出了這樣的事情。我準備將經國調回來。現在的問題是那個女人,她住在桂林,經常在外面說她生的兩個兒子是經國的,還說經國如何如何喜歡她,她要向經國要正式名分,還聲言要與經國舉行正式婚禮,這成什麼體統?我們不是一般的家庭,名譽很重要,再不能讓這個女的到處叫喊要名分,要與經國結婚,把我們家的名譽搞壞了。我想這事要你給我們家分個憂,那個女的也交給你去處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不能讓他人知道。”

陳立夫聽了,滿口答應道:“我馬上找人處理此事。其實,我對這件事早有此想法,你考慮的與我想的一樣,再不處理,經國將來在社會上毫無形象。共產黨要知道了,更要大做文章。”

陳立夫從蔣介石那裏出來後,立即召來中統特務頭子顧建中,密謀了秘密處死章亞若的方案。其方法和步驟是:既不槍打,又不用刀刺,派兩名特務到桂林用重金買通省立醫院的醫生或護士,利用給章打針的機會,將毒藥倒入針劑中,再將毒液注入章的肌膚,將章毒死。

1941年11月,兩名特務到達桂林。他們偵察了章亞若的所有情況,包括住地、經常去的地方,接觸的人等。然後,成功地收買了該院內科一姓王的醫生。

一天,章亞若的一個友人請客,請章出席。章本不願參加,後來怕別人有意見,便丟下兩個小孩去了。由於都是熟人,大家在桌上邊吃邊談,邊談邊吃,一晃就是兩三個小時。

不知何因,章亞若回家時,突然頭痛胸悶,上吐下瀉,臉色蒼白,親友們見狀,連夜將她送往省立醫院救治。經過一陣搶救,章亞若有所好轉。

就在這時,醫院的王醫生突然出現了。他走進章亞若的病房說:“晚上還要給章亞若打一針。”

大家以為,他是醫生,給章亞若打針,是治病,沒有人想到他是被特務收買的醫生。

到了晚上,王醫生來到章的病房打針。他先給章亞若注射右手,覺得不方便,然後再打左手,這一針順利地扎了進去。針抽出不一會兒,章亞若感到揪心似的難受,大叫了一聲“哎喲……”

喊聲一停,章亞若就不省人事,並閉上了眼睛,手腳掙扎一陣後,就再也不能動了。

醫院的醫生、護士都來了,經全力搶救,仍無濟於事,醫院給她診斷的結果是“血中毒”。至於血是怎麼中毒的,醫生們就無法知道,也無法解決了。

章家的人都感到章亞若死得不正常,因怕再遭毒手,帶著章亞若的兩個小孩匆忙逃走。

事後,陳立夫將此事直接告訴了蔣經國,並且說是遵照其父的意思做的,旨在維護他的形象,使他將來有個好前途。

蔣經國得到此消息,心中十分苦痛。據日本著名學者小谷豪冶郎1990年4月在台灣出版的《蔣經國先生傳》中說,蔣經國對章亞若感情很深,他得知章亞若的死訊時,哭過好幾場,而且眼睛哭腫了,為了掩飾,他還特地叫人去買了一副黑眼鏡戴上。

過去,一些寫蔣氏父子的書談到章亞若之死時,都說是戴笠的軍統特務毒死的。直到2004年,逃往台灣的國民黨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將谷正文在接受《華聲》週刊記者訪問時,才公開向社會說出:“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谷正文的說法,為人們解開了一個60餘年的大謎團。

這裡還需提一筆的是,2006年1月26日,蔣孝嚴在台灣《中國時報》上撰文說,他母親當年在桂林被害,是其父的部下所為,而且連他們兄弟也想除掉,至於是誰行兇的,文中沒有說明。筆者看過此文後,認為蔣的說法不太可信。因為,涉及到蔣經國情人、兒子生命攸關的問題,沒有蔣介石、陳立夫這類人下令,一般人是不敢去幹的。(濟南時報)

夫人蔣方良一生坎坷 晚年喪夫喪子孤獨淒涼

從前蘇聯到大陸到台灣的離鄉背井,從喪夫到一連失去三個兒子的死別,蔣方良的遭遇只能用坎坷不平形容。

蔣方良是俄羅斯人,她和蔣經國是在前蘇聯認識的。

蔣經國不喜女人干政,不希望蔣方良和官太太們攪和搞小圈圈,所以她的生活範圍愈縮愈窄,來往的只剩那群從大陸到台灣、能講一口寧波話的老友。當丈夫當上“行政院長”時,她並未因貴為“院長”夫人,而生活有所改變,反倒得割捨掉她的興趣:有一天蔣經國告訴她,不希望人家講“院長夫人也打麻將”,就這一句話,蔣方良自此沒上過牌桌。

從大陸到台灣,對蔣方良而言,像是又失去一個故鄉,一切都得重新開始。但蔣方良清楚,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她自我安慰,孩子丈夫在哪兒,哪兒就是故鄉。她萬萬想不到兩岸的隔絕並不亞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大陸和前蘇聯,在台灣40多年的日子裏,她既回不了故國,也踩不到大陸故土,對原鄉的強烈思念,只能藏在心底最深處。

不過,這個以夫為天,以兒女為中心的母親當時雖然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至少還有先生和孩子。蔣經國在世時,蔣家對家庭成員的生日十分重視,包括蔣經國、蔣方良和四個兒女的生日,以及蔣經國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全家一定回家團聚在一起,舉辦一場簡單的家庭聚會,切蛋糕、開香檳。有時蔣經國興致高,除了當場親吻蔣方良外,也會在兒女的起鬨、簇擁下,與愛妻共舞,十分熱鬧。因此,他們的家居照片常有親吻鏡頭。

1925年底,蔣經國由蔣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學,後到了烏拉爾重鋼鐵廠工作。1934年,18歲的芬娜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來到烏拉爾重鋼鐵廠當女工。由於處處受到蔣經國副廠長的悉心照顧,芬娜內心感激不已。人在異鄉的蔣經國臥病時,她悉心奉侍湯藥。1935年3月,這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後來芬娜改名“蔣方良”,從而改變了她的一生。

蔣介石的家庭有個俄國媳婦,不難想像,蔣方良在那個複雜的家庭裏承受著多大的壓力。從前蘇聯到中國大陸,蔣方良沒讓蔣家失望,她徹底將自己變成一個中國人,一口寧波話講得比蔣經國還地道。

後來,兒女長大各自成家,官邸內只剩兩老彼此扶持。蔣方良的日子寂寞、孤獨,但總還有個老伴可依靠。而這惟一的依靠,也隨著蔣經國和三個兒子相繼去世,逐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誰也沒想到,蔣方良兒女成群,老來竟會飽嘗孤寂和淒涼。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短短8年內,蔣方良的三個兒子一個接著一個病逝,這是她生命中的椎心之痛。

大兒子蔣孝文在蔣經國走後第二年,因鼻咽癌過世,這是蔣方良首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哀戚。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兒子蔣孝武掛念年邁母親孤苦無依,在父逝後積極請調回臺,未料在新職發表前夕,突然病逝榮總。這個打擊,讓蔣方良崩潰,她再怎麼堅強,也無法抑制情緒,在眾人面前掩面而泣。

1996年底,她僅存的小兒子蔣孝勇也因食道癌在榮總過世。蔣孝勇生前曾說過,蔣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從大直官邸到榮總醫院。她的三個兒子都是在榮總去世,每一通來自榮總的電話鈴聲,都是催促她再趕一趟傷心路程。

本來就已經沒有聲音的日子,隨著孩子不斷離世,更加寂靜。蔣方良變得不言不語也不再哭泣。據這幾年到過蔣家的人說,蔣方良經常一個人癡癡地凝望著蔣經國和四個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臉上無助的神情,看了令人心酸。(廈門日報)

章亞若打破家庭和睦 蔣方良最終接受“情敵”

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蔣方良,生性活潑開朗,幫助丈夫蔣經國在政治的領域上開創事業,蔣方良也被視為勤勞簡樸、克己奉公的賢內助;然而,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蔣家的和睦;蔣方良最後則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一切埋在了心。

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

1937年3月,蔣經國(蘇聯名為尼古拉)帶著芬娜回到中國,不僅在溪口老家舉行了中式婚禮,公公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字為蔣方良,芬娜還在蔣經國生母毛氏身上,看到了中國常規女人的克勤克儉、隱忍寬厚的品格,這成為她日後在蔣家的生活標準。

1938年4月1日,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生性活潑開朗的蔣方良,很快與當地的青年人打成一片,幫助丈夫進行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

當時,蔣經國為減輕當地婦女生活負擔,興辦幼稚園、育兒院和慈善事業,蔣方良則義無反顧的擔任育兒院院長,親自帶頭上街募捐。

最終接受章亞若“插足”

這對人人稱頌的“鴛鴦”,因為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小兩口的家庭和睦。章若亞後來為蔣經國生下兩子,即章孝嚴與章孝慈。而蔣方良在“二奶”事件中的看法和表現,各界說法不一,但蔣方良最終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看到的一切埋在心裏。綜合

蔣方良險遭阿扁“掃地出門”

臺軍方高層官員透露,蔣方良居住的“七海官邸”,緊鄰臺“海軍總部”之旁,但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市政府一度單方面發表都市計劃,要將“七海”劃為公園預定地,差點要將蔣方良“掃地出門”,經力爭才挽回。

陳水扁曾透過“友人”表示,他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對蔣夫人的照顧。但據了解,在蔣方良最後的幾年中,臺“國安局特勤中心”雖仍派車接送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女士的醫療人員,但“七海官邸”現只有一部座車、3部特勤人員車,待遇已大不如前。蔣方良在“七海”的老司機胡獻堂曾述說世態炎涼,蔣方良晚年只靠撫恤金過日子,連出門旅行都不寬裕,更別提回俄羅斯探望親人。(重慶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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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2007/08:53 華夏經緯網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時間),響起了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槍,那是兩名留學生黃文雄、鄭自財行刺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一顆子彈與蔣經國擦身而過,這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四二四刺蔣案”。

  ●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

  1970年4月,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邀請赴美訪問。蔣經國一行人在4月22日啟程,先在舊金山停留,23日到華盛頓,適逢當地櫻花季節,遊客如織,但蔣經國一行卻無此雅興,因為,自23日早上起,“台獨聯盟”約三四十人,就在白宮前進行示威抗議,高舉標語、大聲疾呼:“國民黨下臺!反蔣經國訪美!”

  4月24日,蔣經國按原定行程飛至紐約,出席美東工商協會午餐會。10點多鐘,“台獨聯盟”陸續朝皮爾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斷高喊口號,加入抗議遊行活動的人也漸漸增多。11點過後,蔣經國搭飛機抵達紐約,來到皮爾飯店房間稍事休息,準備參加在布拉薩大酒店舉行的午餐會。

  隨後,蔣經國一行直接乘車至布拉薩大酒店,短短的距離卻因交通堵塞,行進速度相當緩慢,仿佛有半刻鐘之久,同時“台獨聯盟”抗議者早已圍聚在布拉薩酒店大門兩側,當地警方僅以一條紅繩攔阻。

  布拉薩酒店正門設計雄偉,門前有數層寬廣石階,兩側各有四根大理石石柱。座車直駛至石階前停下,蔣經國下車慢慢步上石階,王廣生、吳化鵬等隨行安全人員跟在左右兩側,美方兩名便衣警察緊跟在後。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財突然從側旁石柱竄出,散發傳單,很快就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直衝上前,一邊快速的從風衣內亮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裏大聲喊著:“殺!”並準備扣下板機。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衝向黃文雄,將他舉槍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涌上,“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財見狀立刻從右側衝上來,王廣生趕緊擋住將他推開。現場一片慌亂,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終不敵警方人多勢眾被制服。

  ●蔣經國大度放人

  當天蔣經國遇刺無恙,照樣按原計劃進入布拉薩大酒店赴宴。宴會未終,美國捷足記者追蹤而至,請他發表“遇刺感想”。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美國果然成就蔣經國的仁愛之心,釋放了刺客,理由是未傷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蔣經國遇刺無恙,卻留下一個難解之謎。那就是安全工作的“漏洞”。此次訪美期間,蔣經國在公眾場合都是警衛森嚴。由於蔣經國抵達美國後,其安全護衛工作主要是由美國警方負責,所以台灣的警衛人員對美國警方意見很大。他們難免納悶:兩名刺客為何能突破警衛的封鎖,在距蔣經國10米多的地方開槍射擊?

  不過,擒兇的美方警衛肯定與行刺陰謀無關,那名及時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蔣經國無恙的美方警衛,確是盡職盡責,為此蔣經國將自己當時所戴貴重手錶相贈,以謝救命之恩。可能也是意識到警衛工作存在問題,當時的尼克松總統除了表示道歉,還立即下令,蔣經國在美的安全由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負責。此後,20名身形高大的警衛圍在蔣經國身旁,任何人不得輕易近身。

  蔣經國遭“台獨”分子刺殺的消息,立刻就以電報告知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台獨分子行刺,無受傷”。蔣經國當天不改行程,繼續在酒店裏發表演講,蔣介石那邊卻著急萬分,發電報催促蔣經國趕緊返臺。

  蔣經國這次遇刺事件影響深遠,據蔣經國的心腹透露,這件事讓蔣經國更加重視台灣的族群問題,此後他更加傾向於重用臺籍精英,這也是李登輝後來得到重用的一個原因。子彈擦耳邊 蔣經國訪美遇刺"四二四刺蔣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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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2007/08:53 華夏經緯網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時間),響起了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槍,那是兩名留學生黃文雄、鄭自財行刺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一顆子彈與蔣經國擦身而過,這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四二四刺蔣案”。

  ●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

  1970年4月,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邀請赴美訪問。蔣經國一行人在4月22日啟程,先在舊金山停留,23日到華盛頓,適逢當地櫻花季節,遊客如織,但蔣經國一行卻無此雅興,因為,自23日早上起,“台獨聯盟”約三四十人,就在白宮前進行示威抗議,高舉標語、大聲疾呼:“國民黨下臺!反蔣經國訪美!”

  4月24日,蔣經國按原定行程飛至紐約,出席美東工商協會午餐會。10點多鐘,“台獨聯盟”陸續朝皮爾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斷高喊口號,加入抗議遊行活動的人也漸漸增多。11點過後,蔣經國搭飛機抵達紐約,來到皮爾飯店房間稍事休息,準備參加在布拉薩大酒店舉行的午餐會。

  隨後,蔣經國一行直接乘車至布拉薩大酒店,短短的距離卻因交通堵塞,行進速度相當緩慢,仿佛有半刻鐘之久,同時“台獨聯盟”抗議者早已圍聚在布拉薩酒店大門兩側,當地警方僅以一條紅繩攔阻。

  布拉薩酒店正門設計雄偉,門前有數層寬廣石階,兩側各有四根大理石石柱。座車直駛至石階前停下,蔣經國下車慢慢步上石階,王廣生、吳化鵬等隨行安全人員跟在左右兩側,美方兩名便衣警察緊跟在後。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財突然從側旁石柱竄出,散發傳單,很快就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直衝上前,一邊快速的從風衣內亮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裏大聲喊著:“殺!”並準備扣下板機。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衝向黃文雄,將他舉槍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涌上,“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財見狀立刻從右側衝上來,王廣生趕緊擋住將他推開。現場一片慌亂,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終不敵警方人多勢眾被制服。

  ●蔣經國大度放人

  當天蔣經國遇刺無恙,照樣按原計劃進入布拉薩大酒店赴宴。宴會未終,美國捷足記者追蹤而至,請他發表“遇刺感想”。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美國果然成就蔣經國的仁愛之心,釋放了刺客,理由是未傷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蔣經國遇刺無恙,卻留下一個難解之謎。那就是安全工作的“漏洞”。此次訪美期間,蔣經國在公眾場合都是警衛森嚴。由於蔣經國抵達美國後,其安全護衛工作主要是由美國警方負責,所以台灣的警衛人員對美國警方意見很大。他們難免納悶:兩名刺客為何能突破警衛的封鎖,在距蔣經國10米多的地方開槍射擊?

  不過,擒兇的美方警衛肯定與行刺陰謀無關,那名及時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蔣經國無恙的美方警衛,確是盡職盡責,為此蔣經國將自己當時所戴貴重手錶相贈,以謝救命之恩。可能也是意識到警衛工作存在問題,當時的尼克松總統除了表示道歉,還立即下令,蔣經國在美的安全由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負責。此後,20名身形高大的警衛圍在蔣經國身旁,任何人不得輕易近身。

  蔣經國遭“台獨”分子刺殺的消息,立刻就以電報告知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台獨分子行刺,無受傷”。蔣經國當天不改行程,繼續在酒店裏發表演講,蔣介石那邊卻著急萬分,發電報催促蔣經國趕緊返臺。

  蔣經國這次遇刺事件影響深遠,據蔣經國的心腹透露,這件事讓蔣經國更加重視台灣的族群問題,此後他更加傾向於重用臺籍精英,這也是李登輝後來得到重用的一個原因。(來源:青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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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5-11 12:10:25

  中評社香港5月11日電/台灣當局封存近30年的“刺蔣案”機密檔案10日曝光,檔案共計“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二大冊,此外,案發後國民黨當局對當時島外“台獨運動”的因應策略也首次攤開在民眾面前。內容也涉及到諸多當時的“政府官員”,包括時任“行政院長”嚴家淦等。
  中新網援引台灣媒體報道,“刺蔣案”發生在1970年4月24日。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研究檔案,試圖從中耙梳案發後國民黨當局對“台獨運動”的態度。陳儀深表示,島內雖已不乏相關的口述歷史,但卻還沒有研究者用“外交部門”的檔案進行研究,因此對案發後當局的處理方式與決策制訂,尚無法窺得全貌。

  這份“刺蔣案”檔案曝光後,涉及到的當時官員包括“行政院長”嚴家淦、“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駐美大使”周書楷、“外交部長”魏道明、“北美司”司長錢復,以及主角人物“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最關鍵的結論是,嚴家淦最後下令指示“外交部”及“駐外單位”,對全案“採取緘默態度”,好讓國際社會對台灣當局有正面觀感,但私底下卻對“台獨運動”多方打擊。

  陳儀深調閱“外交部門”的檔案後發現,案發後“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後,擬定一份“說帖”,建議三個方案,一是“寬容對待”,亦即以蔣經國名義去函美國請求對方減刑;二是採取“嚴正對待”,希望美方處以重刑,並將犯人引渡遣返台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但對‘台獨’多方打擊”。

  陳儀深表示,刺蔣案發生在27年前,相關當事人已于1996年後陸續返臺,開槍的黃文雄曾是“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起計劃行刺的鄭自才也回歸老本行從事建築設計業,學界相關的訪談與口述數據也陸續出爐。他也說,希望相關官員能夠出面說明,協助填補史實的漏闕。

  研究“刺蔣案”的學者、“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張力10日讀完研究報告後表示,“台獨運動”只是刺蔣案的一個面向,認為還可更加多方探討。如果要全面還原歷史真相,應該還需調出“國安局”與美方的數據,彼此輔證,才不會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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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青矗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遭竹聯幫份子在美國舊金山郊區大理市其家車庫前暗殺。事隔二十年,近日有幾家平面媒體以大篇幅再報導此事。當時槍擊江南的吳敦,也二次、每次一小時,在東森電視接受訪問,暢談他暗殺的過程,及坐牢時因為他與陳啟禮暗殺的「愛國」行為,享受在獄中有菸抽、有電磁爐可煮龍蝦,一般囚犯所無的特權生活。

此案肇因於江南撰寫「蔣經國傳」透露了許多蔣經國見不得人的秘辛,在美國的華文報紙連載時,洛陽紙貴,蔣經國對此至為不滿,後來找人去與江南談,花了台幣三千萬叫江南改寫,出書後的「蔣經國傳」幾乎成為讚揚蔣經國政績的書。

但江南又著手撰寫「吳國禎傳」,吳國禎對蔣經國的特務統治曾有所抱怨,是蔣經國政壇敵手。吳任台灣省主席時,有些事情,蔣經國未呈報省主席即擅自處理,吳對這也常發牢騷,他又發現蔣經國有暗殺他的跡象,遂託蔣夫人安排,讓他辭掉省主席,移民美國。吳國禎在美曾公開批判蔣經國實施特務統治,濫殺無辜。江南的「吳國禎傳」有蔣家不堪聽聞的內容,而引來殺身之禍。

暗殺的執行是由當時的軍事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吸收竹聯幫的總堂主陳啟禮及帥嶽峰,施予特工訓練,雇用殺手吳敦及董桂森在美國暗殺。在台灣,這種政治暗殺事件是不會破案的,但此案在美國發生,美國的情治單位憑現場遺留兇手的腳踏車及國際電話錄音而破案,逼得蔣政府以一清專案、掃黑為藉口,逮捕陳啟禮及吳敦。事先陳啟禮深恐回台後被暗殺或逮捕,在美國留有自述案情的錄音帶,交由竹聯幫旅美要角張安樂保存,案發後張安樂將錄音帶交給聯邦調查局。蔣經國不得不逮捕涉案的軍情局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及第三處代處長陳虎門。

此案社會大眾都懷疑是蔣孝武令汪希苓所為,因此蔣孝武被蔣經國派去新加坡當代表,避開是非之地,但汪希苓、吳敦等人一直為蔣孝武叫屈,認為他背黑鍋。江南遺孀崔蓉芝至今表示此案「有兇手,無主謀」。但從一些脈絡,我們可以找出主謀就是蔣經國的證據。吳敦透露,當年他和陳啟禮及董桂森返台隔日即奉召向汪希苓作「述職報告」,汪希苓當場打電話向上級報告已在美國制裁了江南,吳敦描述汪希苓報告時神色恭敬,不斷稱「是、是、是」。吳敦說:「汪希苓若非向重要上級報告,不可能是這種神情」,言下之意,這位上級就是蔣經國,按軍情局及調查局都直接向蔣經國負責,局長直通天聽,不受任何人指揮。汪希苓另一個形式上的上級即是國安局局長汪敬煦,根據汪希苓的回憶錄稿,他是翌日親赴汪敬煦辦公室報告。所以第一時間打電話報告的上級即蔣經國,也就是蔣經國密令汪希苓暗殺江南,汪希苓聽完陳啟禮等人事成的「述職」,當場打電話向蔣經國報告。

汪希苓一向不說出主謀者是誰,由他一肩扛起。根據郭冠英訪問汪希苓,一再探詢,汪希苓說:「你知道嗎?關我以前,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我說不要考慮我,為了國家,我願擔起一切責任。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他也很難過,這你就懂了。」汪希苓「這你就懂了」,這句話無意中已透露了主謀者就是蔣經國。

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他坐牢並非在監獄坐,是在家休息,這是當時的政治犯眾所周知的,社會上也有所風聞。後來減刑,他被判無期徒刑,僅「在家休息」了六年多。如果不是蔣經國主謀,誰敢讓他「在家休息」。陳啟禮及吳敦也都被判無期徒刑,也因減刑關了六年多即告出獄。

江南案使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成為眾矢之的,被迫讓美國派人來台偵訊測謊,在美的情治人員均被趕出美國。當時黨外運動扣緊這個議題窮追猛打,迫使蔣經國宣示「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再選總統……」蔣家政權到他為止。本案對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如不是蔣經國密令暗殺,汪希苓捅出這麼大的案子,不槍斃才怪,哪還會「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

美麗島事件我是高雄服務主任,我被捕後,偵查期間,曾有偵查人員告訴我,要逮捕我們這些檯面人物,都經蔣經國批准,他們才敢抓。何況江南案在美麗島事件的五年後,如無蔣經國密令,汪希苓向天公借膽,都不敢派殺手去美國暗殺美國人(江南是美籍華人)。

國民黨一逃亡來台,蔣經國即當特務頭子。蔣經國在俄國時,當俄共開鬥爭大會批判中國的國民黨,蔣經國即跳上演講台鬥爭他父親蔣介石。此舉他是做給史達林看,以保住他在俄國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見他表面祥和,骨子裡卻心狠手辣,也很會偽裝,把父親大鬥特鬥。

日前在汪笨湖電視談話節目上,看到凌子楚說他在軍中當校官時,有一次在搬運秘密檔案,看到其中有一本「高雄」的檔案,他拿起來翻讀,原來是策劃「美麗島高雄事件」的腳本。裡面寫著以便衣軍人混入人群中棒打執勤憲警,製造美麗島事件。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台北黃信介家及美麗島高雄服務處,同時各被十幾個流氓拿斧頭及棍棒進去打得爛碎。事後有一位被邀但沒有參與的流氓偷偷向我密告,是警總的人拿十二萬元請一家飯店的老闆僱用黑道所為。之前十幾天,也被一群黑道打過一次。屏東服務處也被黑道舉槍恐嚇過,這都是當時的情治單位僱用黑道所為。

林義雄家祖孫三人被暗殺的血案,及陳文成命案,至今二十五年了,都破不了案,可以肯定的是,這是蔣經國特務系統的政治謀殺案件。江南若在台灣被暗殺,也是破不了案的。但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雖然追訴期已經過去,也要繼續追查,期能破案。

二十五年前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辦創刊酒會,疾風集團帶數百人大書「愛國有罪嗎?」霸住敦化北路,搖著巨大國旗,大聲吶喊叫罵,雙方衝突了十幾個小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放任他們亂鬧。暗殺江南,汪希苓與吳敦都認為他們是「愛國」行為,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在其特務頭子蔣經國的教育下,暗殺異議份子就是「愛國」,愛國殺人是無罪的觀念,實在令人不寒而慄,在這種暗殺手段之下,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不知是誰把她毒死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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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中指使心腹舉荐 會上逼退“行政院長”

  近年來,蔣經國在台灣交棒之事,屢被人炒作。很多人認為蔣介石透過鏟除老人,為兒子交棒掃清道路。其實,蔣介石讓兒子交棒,做的是一筆政治交易,同時,也堵住了別人的嘴。
  台籍政客當推手

  上世紀40年代末,蔣介石從大陸帶到台灣的軍政人員幾乎佔據了台灣的所有官場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場謀到一個課員位置也不易,此舉造成逃台的大陸軍政人員與台籍人士矛盾十分尖銳,台灣民眾對此也十分不滿。

  50到60年代期間,美日兩國,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當局施壓,要求蔣介石將台灣省長一職交由台灣人做,以緩和矛盾,並力推吳三連、黃朝琴、謝東閔等人。由於一心想培養兒子交棒,蔣介石一直找種種藉口推脫。

  到了1971年年底,老謀深算的蔣介石覺得兒子交棒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兒子蔣經國也已60歲了,於是決定將交棒之事提上議事日程。

  1972年2月底,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帶著蔣經國到台灣南部的日月潭休息。他們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樓住了兩天後,蔣介石便叫侍從通知台灣省議會議長、台籍政客謝東閔和南投縣長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見。

  蔣介石的召見,表面是聽取地方工作會報,實際上是考察兩人對蔣家是否忠誠。最後,蔣介石特別問到,蔣經國隨他來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會上對蔣經國的看法怎么樣。

  謝東閔在地方政壇摸爬滾打多年,練就了一副好口才,對蔣所提問題,特別是蔣經國的問題,謝回答得比較得體,還借機對蔣介石和蔣經國大大歌頌了一番,使在場的蔣氏父子十分高興。

  透過這次面試,蔣氏父子認為,謝東閔是一個對蔣家忠誠、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灣省省長,對國民黨和蔣家大有好處,並能為蔣經國交棒當推手。

煞費苦心,蔣介石找人寫舉荐信

  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召見了與蔣經國關係極好的總政戰部副主任王升上將,告訴他說,這段時間,社會各界紛紛要求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還有千余名“國大代表”聯名上書(實際上是蔣介石在背後策劃的),台灣省議會議長謝東閔的願望尤其強烈,他在多個高層會議上推薦蔣經國,說他可擔大任。

  他還對王升說︰“既然社會上對經國如此推崇,你到霧峰去找一下謝東閔,讓他正式寫一封舉荐信給黨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經國做‘院長’是人心所向。為了使信寫得有力,你可先找人草擬好帶去,但不要說是我指示的。”

  王升系特務出身,跟蔣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老蔣的意思,他一聽就明白,於是馬上說︰“‘總統’放心,我馬上就去找謝東閔,只要他在舉荐信上簽字蓋章,我就急速帶回來。”

  王升立即找來一個筆杆子,以謝東閔的名義草擬了一封舉荐信。信中稱蔣經國“才德兼備,智勇雙全,確為多難興邦的輔弼俊秀”,還說︰“經國先生既然眾望所歸,為全‘國’上下所共舉,即是民意之所趨,是故順應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愛,實為萬民稱頌之豐功偉業。”

  王升將信帶到霧峰,先向謝東閔說明來意,然後將舉荐信給謝過目。謝看後,知道是蔣介石授意的,當即表示愿為“國家”舉荐人才,並同意在信上簽名蓋章。

  王升接著說︰“你如同意,還得在你們當地找一個毛筆字寫得好的人將這封信重抄一遍。”

  謝東閔馬上拿出省議會的公用信箋,讓他的秘書抄了一遍,最後蓋上自己的印章。

  臨別,王升囑咐謝東閔︰此事重大,要高度守密。他還說︰“謝議長今天與我配合得很好,我回去一定向‘總統’和經國如實報告。我想,此事如達成,‘總統’和經國將來不會虧待你的。”

  蔣經國看了謝東閔的舉荐信非常高興,並對王升誇獎了一番。隨後,蔣經國又將舉荐信送給蔣介石看,老蔣也很滿意。

  第二天,蔣介石又將此信交給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說這封信是謝東閔特地派人送到台北來的,謝關心“國家”大事,其愛“國”之心令人欽佩,囑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會上宣讀。

  中常會前,蔣介石對“副總統”搞突然襲擊

  1972年5月26日,國民黨舉行中常委會議。會前,中央黨部未向各位常委告知會議內容。會議開始前半小時,蔣介石示意張寶樹將謝東閔的舉荐信遞給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看。

  嚴家淦看了信,知道這是蔣介石要兒子交棒。雖然心裡有點不高興,但他想,這種事自己想擋也擋不住,還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主動讓出職位,以滿足蔣氏父子的慾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無他求。

  想到這裡,他走到蔣介石身邊低聲說︰“‘總統’,那我今天就在會上辭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並力荐經國先生接替我的職務。”

  蔣介石見嚴把話說明了,就說︰“副‘總統’就職才6天,不能辭,你只辭‘行政院長’。”

  於是,中常會在會前搞了一個臨時議程,討論謝東閔的舉荐信和嚴家淦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並提名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張寶樹宣讀舉荐信後,會上鴉雀無聲。因事情來得太突然,與會者不知如何應對。嚴家淦講完後,會上仍然沒有人表態。蔣介石見冷了場,便提議說︰“贊同嚴副‘總統’提議的,請站起來﹗”

  與會的中常委懾於蔣介石的權勢,都站了起來。據謝東閔後來說,張寶樹宣讀他的舉荐信時,蔣氏父子均面帶笑容,嚴家淦卻不太高興。

  他還說,他也知道這封信會得罪嚴家淦。嚴家淦是他的老上級,當年嚴做台灣省主席時,謝東閔是省政府的秘書長,兩人關係一直很好,自己現下突然來這一招,有些對不住嚴。

  按規定,“行政院長”本應由“總統”提名,蔣介石怕外面議論,改讓嚴家淦提議。

  為了安慰嚴家淦,蔣介石私下找嚴談話,讓他不要背包袱,並說以後不會虧待他的。嚴家淦官欲不強,為人也比較本分,經蔣這一安慰,心裡的氣很快就消了。

  這樣,在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老子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的特殊的政治架構。一時間,中外媒體對蔣氏父子的這種做法紛紛進行抨擊。

  國民黨中常會透過了蔣經國的任命後,蔣介石接著又採取了兩個舉措︰一是指示國民黨中宣部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和《聯合報》上刊登文章,稱頌蔣經國的才德;二是策動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個書面宣傳稿,對嚴家淦辭去“行政院長”稱揚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員”的不滿。結果在“立法院”透過蔣經國的任命時,在408票中,蔣得了381票,順利透過了任命。

  大功告成,有功人員獲提拔

  對蔣經國交棒立下大功的謝東閔,蔣經國自然要投挑報李。1972年6月1日,蔣經國到“行政院”宣誓就職時,任命謝東閔為台灣省主席。

  隨後,蔣介石又親自召見了謝東閔,鼓勵他努力貫徹行政革新,為民服務。蔣還向謝東閔暗示,他一貫重視培養台灣地方人士,只要他在任職期間好好干,以後還會被提拔的。據說,對蔣介石的召見和鼓勵,謝東閔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對蔣經國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蔣介石也沒有忘記,馬上任命他為總政戰部主任,軍銜由陸軍上將升為二級上將。

  謝東閔當上了台灣省主席,美日兩國表示滿意,認為此舉對緩和台灣社會矛盾大有好處,而對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則只字不提。

  1975年4月,蔣介石病死,嚴家淦繼任“總統”。但因蔣經國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實際大權都握在他手上。嚴家淦也知道自己是個過渡人物,所以盡量少管事。

  對於謝東閔的“大恩”,蔣經國一直未忘。1978年3月,蔣經國出任第六任“總統”時,提名謝東閔為“副總統”。5月20日,謝與蔣一同宣誓就職,成為國民黨逃台後,職務最高的台籍人士。

  對於當年與蔣家做的這樁政治交易,謝東閔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99年4月,進入暮年的謝東閔想到自己來日不多,才將這件“最高機密”披露給準備給他寫傳記的台灣學人邱家洪。為此,邱家洪在台灣木棉國際事業公司出版的《政治豪情淡泊心──謝東閔傳》一書中說,謝東閔對他當年做的這件事非常得意,認為他“為台灣的安定與發展,做了一件劃時代的大貢獻”。(本報特約撰稿人 汪福祉)
雲網 http://www.yunnan.cn 2006-11-22 16:22:02 世界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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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在二二八事變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區,事變發生時所組成的民兵表現得最凶悍,對軍事重地的包圍戰進行得最激烈,也是最早跟國民黨軍談和,卻是遭到國民黨軍公開槍斃人數最多的,尤其在蔣經國視察嘉義的前後兩天,國民黨軍的屠殺幾乎血染了嘉義火車站廣場。

 蔣經國在二二八事變中的角色,一直顯得非常曖昧,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他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第二處處長的身分,陪同國府國防部長白崇禧,由南京搭機飛抵台北。

 當時,國府二十一師已經幾乎控制了台灣的局面,白、蔣兩人在拜訪陳儀及葛敬恩,對整個局勢作了全面瞭解之後,就開始到各地視察。按順序由台北起,接著是基隆、屏東、高雄、嘉義、彰化、台中。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二十三日,他們抵達嘉義。在此之前,因為台中和嘉義兩地的戰鬥比較激烈,他們一路南下到新竹後,就很刻意地跳過這兩個地方,再由南向北走。

 有一點很詭異的,他們抵達嘉義的前一天,國民黨軍連續在嘉義火車站前槍斃了三批嘉義人,總計二十六名;而他們離開的次日,國民黨軍又在同一地點槍斃了七十多名嘉義人。

 二十二日被槍斃的,包括市參議員潘木枝(東京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執業醫師)、盧炳欽(東京齒科專門學校畢業)、柯麟及陳澄波(事變中,擔任處理委員會委員)等人,均屬嘉義地區難得的菁英。

 其中,陳澄波更是台灣非常著名的畫家,他是日治時代第一位加入抗日組織『台灣文藝聯盟』的畫家,戰後曾加入國民黨,他的殉難對台灣藝術界的影響非常深遠。

 二十四日,國民黨軍繼續集體槍決的七十多人,幾乎都是參加事變的戰鬥民兵幹部,包括戰後曾任嘉義市警察局長的陳容貌(他在三月三日率領大批警察加入民兵)、『嘉義三二處理委員會』防衛司令部參謀長盧鎰、防衛司令部宣傳部長蘇憲章(新生報嘉義分社主任)等等。

 這些被槍斃的嘉義人,在遭逮捕之後都受到非常殘酷的刑求,像潘木枝醫師就遭到指甲刺插鐵針、灌汽油等酷刑,國民黨特務要他供出參與武力鬥爭者的名單,但他嚴辭拒絕。

 根據事後分析,蔣經國等人延遲到達嘉義,是讓國民黨軍有充分的時間『肅清奸匪』,以保障他們一行人不受無謂干擾。因此,二十二日那天緊急拉出早在十二日就已逮捕的二十六位菁英份子予以槍斃,是在安蔣經國等人的心。因為這種作法獲得蔣、白等人贊許,也就有二十四日繼續槍斃七十多人的行動。

 蔣經國那一次來台灣,其實是代表他的老爸蔣介石,名義上雖然是『陪同』,卻具有絕對影響力。有一份機密資料顯示,他在抵台的第二天下午六時三十分,就曾發了一封密電給蔣介石,電文中危言聳聽之處甚多,他曾指出,台灣已有獨立派人士成立了『新華民主國』,『總統、軍司令官未定,國旗已有』(這也是後來國民黨蠻橫搜索延平學院的藉口),他也要求『日人治台,硬軟未定,(我們)今後要硬軟兼用』。

 嘉義地區的抗暴革命武裝行動,因為武裝勢力較為強悍,而且是採一條鞭領導,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和防衛司令,都是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陳復志擔任,所以,行動非常迅速,一日之間,就接管了所有軍政機關。

 不過,他們在三月十二日和國民黨進行談判時,落入國民黨軍欺騙的圈套,談判代表十二人全部遭到逮捕,其中,陳復志早在隔天就給綁赴刑場,槍決之前,國民黨軍還將他載上卡車繞行市區一周,他是第一位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的犧牲者,國民黨軍的用意非常明顯是為了『殺雞警猴』。

 如果不是蔣、白兩人的許可,國民黨軍不可能在時隔十天之後才槍斃其餘十一位談判代表(二十三日第一批槍決者)。同時,國民黨軍在各地都是採取祕密槍決的方式,只有嘉義一而再、再而三地實施公開槍決,其中,蔣、白的因素應該佔有決定性影響才對。

http://home.kimo.com.tw/snewstw/Myword/Myword_03/My_word0300/
myword03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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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歷來的獨裁專制政府及殖民政府對於新聞自由,幾乎都不約而同的採取嚴格控制手段,在蔣政權時代尤其變本加厲地集各種手段之大成,對新聞自由的箝制無所不用其極,致使蔣政權統治的四十年間,台灣新聞自由程度在國際上的排名都與共產國家同一等級。

 蔣政權對於新聞自由的箝制一向都能得心應手地為所欲為,不過,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二十八日,當它企圖透過修法將政治黑手徹底伸入整個出版領域時,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軒然大波。

 依照蔣政權的計劃,由蔣經國所控制的特工系統制訂『出版法修正草案』,準備在原來的報禁之外,再加上嚴酷的『刊禁』和封閉報紙的規定,一切的作業都在祕密中進行,連送給行政院、再提交立法院的過程都非常祕密,蔣政權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在立法院極機密、極迅速地通過該修正案。

 沒想到在送達立法院之後,修正案內容外洩,一場排山倒海的抗議浪潮因而爆發,甚至於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藉這個修正案而展開,在前後長達八十三天的立法過程中,台灣新聞界對極權統治手段所發出的怒吼,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修正案規定,凡新辦的報紙、雜誌都必須向政府註冊登記,非經批准不得發行。至於已辦的報紙、雜誌,原『出版法』規定,非經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則規定政府有權根據出版物登載的內容對其進行『警告』,經三次『警告』後須停刊一段時間。如遭停刊三次,將取消其註冊登記證。

 根據這項修正內容,國民黨政權可以不經司法程序而任意封閉報紙、雜誌。不但把原來已徒有虛名的新聞自由越修越少,而且是將新聞自由徹底踐踏得蕩然無存。

 台灣被國民黨蔣政權佔領的初期,由於政治控制尚未部署完成,因此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自由空窗期』。一九四六年八月,蔣政權就下令未經許可的報紙、雜誌全部停刊;到了二二八事變期間,所有非親國民黨的報紙,更全部遭到禁止發行、封館的命運。

 一九四八年十月,蔣政權在宣布戒嚴的同時,也實施報禁。從此透過各種方式和行政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地斲害新聞自由。

 一九五四年,蔣政權進行佔領台灣以來的第二度大規模下令新聞、雜誌停刊,接著,又制定『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九項條文,蠻橫地緊縮新聞自由尺度,當時曾引起新聞界第一次的怒吼,蔣政權淺試而止,不久就宣布暫緩實施。

 九項禁、限條文的挫折,益加堅定蔣政權要貫徹其控制新聞自由的意志,所以,才有一九五八年修正案的提出。

 反彈的聲浪首先由民營報業發出,近年立場趨於保守和親中的一家報紙當時是擔任先鋒的角色,所有的民營報紙和獨立刊物出現空前的團結,砲火猛烈地譴責修正案扼殺新聞自由。報業團體也發動一波波的請願、抗議。

 台灣臨時省議會在吳三連、郭雨新、李萬居等等黨外省議員聯手下,通過建議立法院慎重審議的提案。高雄市議會也公開聲明反對修正案。

 蔣介石虛情假意的接見新聞界代表,謊稱願意接納意見。然而,新聞界代表才走出總統府,它立刻下令立法院強力運作,務必要通過修正案,這些新聞界代表雖然受騙了,但是,他們日後仍對蔣介石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非常沒有骨氣地屈服於強權,難怪蔣政權能繼續為所欲為。

 立法院原先有祕密或公開審查的爭議,扮演『忠誠反對者』角色的CC派立委、監委和在野黨派立委聯合,力主公開審查和杯葛修正案通過,但在蔣介石和蔣經國兩父子下令強力運作之後,也因受不了各種政治恐嚇手段而軟化。

 這項惡法很快速地在立法院獲得通過,台北市民營報業抗議並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隔了一年竟作出這項修正案並未違憲的決議。

 再隔了二十八年後,陶百川又在監察院對出版物管制的各項規定提出批評,蔣氏父子政權箝制新聞自由的猙獰本質並沒有因為政治發展而改變,竟然下令警備總部發動了一次可恥的圍剿陶百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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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父子在一九四九年逃亡到台灣,為了從陳誠手中接收軍、政大權,非常積極地整頓特務系統,他們認為透過對特務系統的掌控與滲透,才是最便捷有效的途徑。蔣經國在五○年代成為特務頭子,並大肆遂行白色恐怖的整肅行動,不但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權,也為自己舖好了接班的基礎。

 對於特務系統的整頓,以蔣經國在蘇聯所受的訓練,做起來真是駕輕就熟,沒有多久,即幾乎完全掌控了特務系統下各不同機構,於是,他選擇了一九五二年的三月七日進行驗收,下令全國的特務機關,以戶口檢查的名義,進行了一項瘋狂大逮捕。

 這項大逮捕行動,是台灣二二八事變後期的『清鄉行動』之後,國民黨特務所進行的最大規模行動;一夜之間,總共逮捕了三百九十八人,其中,只有十九名有過輕微違警記錄,其餘的則全屬無辜。

 根據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後來回憶,由於大逮捕行動是在第二屆縣市議員選舉前實施,所以,不無藉機剷除異己之嫌。吳國楨以省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分,出面強力干預,蔣經國反正也只是為了驗收成果所作的『操兵』,便順水推舟放了所有『成果』。

 不過,吳國楨後來才發現被逮捕的人並未完全釋放,未釋放的人當中,居然還有特殊身分的。他說:『有一天,基隆市長謝貫一向我報告,有兩位市議員午夜失蹤。』

 於是,他就向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查詢,彭孟緝卻裝傻說不知情,將問題推到保安司令部一位處長的身上,結果,那位處長也說不知詳情,推說案子是調查局辦的,吳國楨非常不高興地下令,要那位處長在三小時內釋放兩名議員。不久之後,兩名議員果然被釋放了。

 吳國楨雖然身為兼任的保安司令部司令,可是,蔣經國已經把他架空了,整個大逮捕行動其實就是完全由蔣經國和彭孟緝兩人所主導。蔣、彭二人當時的關係有如焦孟,彭孟緝早就向蔣經國交心,直接接受蔣經國的指揮,根本不甩吳國楨這個兼任司令。

 蔣經國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該部執掌的業務包括考核官兵思想和執行保密防諜等,從那時開始,蔣經國就逐步透過政工系統控制軍隊與特務。

 後來,蔣介石另外下令成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要求黨、政、軍、特等部門都要向該組匯報工作,也指派由蔣經國擔任主任,使蔣經國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擴大操控各特務單位的指揮權。

 同一時期,蔣介石又下令彭孟緝組織『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負責協調指揮各情報單位在台灣的工作,因為彭孟緝只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對於指揮各情報單位頗感吃力,他就提議將該工作委員會隸屬於『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成為蔣經國的下屬機關。

 透過這種縱橫交錯的控制,蔣經國在形式上已經掌握了分布於各系統的所有特務機構。然後,蔣、彭兩人聯手設計了一套統轄特務機構的措施,由『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統一頒發工作證,各特務機構不得已都交出所屬人員名冊,至此,蔣經國即實質上徹底一條鞭地掌控了特務系統。

 所謂的『驗收』的大逮捕行動,就是在驗收對特務系統一條鞭發號施令的成果。

 吳國楨對於彭孟緝眼中沒有他這個司令,很感不舒服,他要謝貫一把兩位台籍議員帶去看他,可是,讓他頗為意外的,兩位議員竟然請他不必追究真相。

 他們的理由是怕特務報復,經過吳國楨一再勸說後,他們才說出真相。原來,他們是因為在第一屆基隆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時,未遵照國民黨黨部的指示,投票給國民黨提名的議長,所以,被特務藉這次大逮捕對他們實施懲罰。

 吳國楨了解內情後,要求彭孟緝把那位違法亂紀的處長撤職,彭孟緝表面敷衍,並未遵辦。吳國楨追問原因,彭孟緝最後才拿出蔣經國的手令,告訴他是奉命行事,吳國楨恍然大悟自己只是空頭司令。一年後,吳國楨即因與蔣經國的衝突擴大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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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論報』是台灣五○、六○年代最重要的新聞媒體,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未遭到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查禁之前,這一報一刊是台灣自由言論的重鎮,如今它們則成為研究台灣新聞史、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必讀的一頁。

 『公論報』創刊於1947年10月,後來因為創辦人李萬居參加組織『中國民主黨』,該報且成為新政黨及當年民主運動人士的大本營,所以,國民黨就對該報進行政治迫害,該報不得已在1961年的3月5日被迫休刊。

 從創刊到休刊,『公論報』總共發行17年,始終堅持『獨立辦報,不接受國民黨的收買』、『立場超然,言論強悍』的特色,因此,在17年的經營過程,一直處於兩大困窘之中:政治壓力和財務拮據。

 政治上的壓力多得不勝枚舉,如被停刊、言論上不斷遭受壓制,壓制不成之後,則進行逮捕編採人員和業務人員等等。在台灣新聞史上,除了二二八事變報館被封和新聞人員被捕的恐怖期間之外,該報是言論、編採、業務等各方面人員被逮捕最多的報社。

 在財務上的困難,雖然絕大部分是由於李萬居的不善經營,但是,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黨務機關任意對該報業務和讀者加以壓迫和干擾的情況下,業務發展受到限制也是主要因素。後來,此項困難遂成為國民黨用來逼使該報休刊的弱點。

 1950年末期,李萬居和『自由中國』的雷震積極從事組黨工作,國民黨首先以涉嫌『匪諜案』的罪名逮捕了雷震,接著又關閉『自由中國』。李萬居等組黨人士並未被國民黨的作法嚇阻,『公論報』此時也更充分扮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維護者角色。

 國民黨當時對於逮捕李萬居還有所顧忌,於是,從該報財務上的弱點開始設計接收『公論報』。國民黨此時正式下令各機關不得在『公論報』登廣告、不得訂閱『公論報』,各書店報攤不得販賣,規定『公論報』向黨營的中興紙廠購買新聞紙必須用現金,油墨印刷原料廠商也被知會不得讓『公論報』賒欠。

 國民黨步步進逼的措施不斷翻新,後來甚至派遣特務常駐報社,檢查、監視『公論報』的編輯作業。然而,有許多編輯記者為了堅守新聞記者專業原則、言論自由得立場,因而遭到不少迫害。

 比較重大的被逮捕事件有:總主筆倪師壇被逮捕,判處徒刑十餘年。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等三人,被國防部控以莫虛有罪名判處徒刑。副總編輯李福祥也被拘禁達三個多月。

 李萬居本人則曾多次接到恐嚇信、寄子彈,以及他坐車路經蘆州時,曾遭人用大卡車擠逼,企圖製造車禍,更嚴重的,是他的寓所曾遭縱火焚毀。

 1959年,李萬居為了改善『公論報』的財務體質,決定增資,國民黨趁此機會安插了好幾位新股東加入『公論報』。到了1960年,國民黨認為時機成熟,終於發動新股東改組『公論報』為股份有限公司,雖然仍由李萬居擔任董事長,但由國民黨籍時任台北市議會議長的張祥傳擔任社長。

 奪得經營權之後,國民黨授意張祥傳進一步搶奪發行權,爆發了當時非常轟動的『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該事件鬧上國民黨的法庭,李萬居毫無意外地在初審就敗訴了。

 原先參與籌組新政黨的人士,當時曾發起『援助公論報運動』,希望能夠為李萬居籌措二百萬元的擔保金,整個活動響應者非常熱烈,有很多人拿出法定可供抵押的『八七水災復興建設儲蓄券』,但法院卻裁定儲蓄券須折價計算,擔保金因而不足,遂使『公論報』的淪陷成為定局。

 二審宣判,李萬居的登記證失效。1961年3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派員前往『公論報』社,將該報祕書辦公室抽屜查封,3月5日,『公論報』被迫休刊。

 張祥傳接手後,仍沿用『公論報』名稱,卻已非原來的『公論報』,讀者銳減,最後就被其他報紙兼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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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禁』是蔣介石政權對付威脅到他政治利益的異議者,遂行政治迫害的主要手段之一。張學良、孫立人、彭明敏等人,都是遭蔣介石軟禁的著名例子。

 張學良案是發生在中國,蔣介石敗逃台灣時,並沒有忘記他,他被軟禁的地點也跟著轉移到台灣。孫立人案和彭明敏案都發生在台灣,時間分別是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他們都不是蔣介石在台灣遂行軟禁迫害的首例。

 蔣介石父子在台灣的第一件軟禁案,是發生於一九五○年三月九日,被他軟禁的人是文筆犀利的著名政論作家龔德柏。

 龔德柏,一八九一年生,中國湖南人。在中國時,辦過『救國日報』,經常發表尖銳的批評文章,而贏得『龔大砲』稱號;中日戰爭後,他寫了不少反共文章,當時的『救國日報』成為比黨報更反共的報紙。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的正副總統選舉,該報曾遭廣東籍的國民大會的代表團砸毀。

 一九四九年夏天,他帶著家人匆匆的逃到台灣,裝有貴重財務的皮箱在轉運途中遭竊,經濟窘困,他選擇新竹落腳,開始以替報章雜誌撰寫政論文章為生,卻因評人論事都不改他犀利痛快的風格,喜歡痛罵黨政要人,國民黨當權人物對他非常不以為然。

 他對當時的境況有這樣的描述:『從前登載我的愚話的刊物,次第被人處分,使我的愚話殆又無發表機關,這給我的打擊就非常大。』『最低限度的生活總須維持,而況尚有子女生活支負擔,故仍非賣文不可。但政治性的愚話,固絕無銷路,幸而老友陳訓畬兄主持香港時報,他來台時同他商談,我願為香港時報副刊寫小品文字,以求獲得少許稿酬』。

 除了寫文章之外,他偶而也受邀發表演講,在演講中罵起人來同樣痛快,幾乎將國民黨的檯面人物都罵火了。此時,讓蔣介石憶起他在中國辦『救國日報』的舊事,他曾經以新聞和評論大力鼓吹《蔣不出國救國無望》的論調,蔣認定他是與李宗仁同一陣線,故意挑起逼蔣出國的爭端。

 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他應邀到新竹的國防大學演講,談的雖然是反共問題,他仍不改本性,針砭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時,也不忘痛罵國民黨高層人物。演講結束之後,他突然不知去向,當天也沒有回家。(雷震曾在一篇文章中略為提到這段經過,他說,龔德柏演講時批評孔祥熙和宋子文做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時的貪污舞弊,把美金存在美國銀行裡,數目甚鉅,比以色列總理拉賓夫人莉亞把其丈夫在美國當大使時演講所得美金,存在美國銀行的數目多出幾百萬倍。)

 連續幾天都不見他的蹤影,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裡了,他的太太、朋友向國防大學打聽下落,不得要領,請警察單位協尋,也始終沒有消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一年一年過去,龔德柏彷彿從地球上消失般沒了蹤影。

 他的太太終日以淚洗面,沒有經濟來源,起初是靠湖南同鄉濟助,後來,有朋友想起來龔德柏是候補國大代表,失蹤之前剛補為正式國代不久,尚未開始支薪,於是,向國大申請,但因人失蹤了,國民大會就名正言順不發。他太太只好養了一些雞,靠賣雞的微薄收入養家糊口。

 蔣經國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沒有證據足夠證明這次事件是由蔣經國所主導,不過,在國民黨內部有一些傳言,認為這是特務機構在替蔣太子立威,即使蔣經國因為剛上任而事先不知道,事後應該也了解內情,龔德柏又不是不知名人物,這麼重大的案子一定要呈到蔣經國手上。尤其龔德柏被軟禁那麼多年,軟禁期間又都在蔣經國任內,蔣經國不管是沒有處理或作下繼續軟禁的處理,當然就更脫不了關係了。

 

 事實上,蔣經國確實知道這件事,因為龔德柏的演講所謂的貪污舞弊事件,其中還牽涉到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國防部情報局接獲國防大學密報後,立刻通報蔣經國主管的總政治部,使用軍用電話緊急會商後即把龔德柏逮捕,關在情報局的監獄裡(國民黨政府所有情報機關都自備有監獄),由於牽涉到宋美齡,軍法機關無法起訴,深怕一起訴後事情會曝光,在這過程中,總政治部扮演了決定性的關鍵角色,經過一番折騰後即裁示將龔德柏長期關押不放,誰做的裁示?不言自明,當然是蔣氏父子。

 到了一九五四年年初,當人們逐漸淡忘龔德柏這個人時,他的朋友才探聽到他被國民黨軟禁的消息,不過,仍然無法得知他被軟禁在哪裡。胡適博士在那年三月返台時,曾向國民黨當局查詢並要求予以釋放,國民黨敷衍以對。

 一九五五年三月,龔德柏太太找上當時的立法委員成舍我,雷震描述道:「成舍我看到龔德柏太太頭髮幾乎全部脫落,感到十分憤慨而又憐憫,乃在立法院院會中向行政院長提出質詢,全文由《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二卷第九期上(1955.03.16出版)登載出來,而台灣所有的報刊則不敢登載一字(雷震此處記憶有誤,當時的報紙只有由吳三連創辦的自立晚報刊出簡短的報導,筆者翻查當年的自立晚報還發現該報曾以社論及方塊評論聲援)」,這件軟禁案才受到社會廣泛的注意,成舍我在質詢中指出:

 『龔德柏失蹤迄今,僅差四日即屆五年,他過去抗日反共之堅定立場,與我國國策,實相配合,其失蹤後,政府採取不審不判不殺不放之政策,致使其一家六口難度苦日,太太甚至削髮為尼,龔年六十有六,身體本不健康,據聞曾數度絕食,他究竟犯法與否,應迅予審判,僅採「拖」的政策,將可能引起公憤。』

 成舍我的這項質詢提出時,曾經受到全體立法委員的熱烈鼓掌,然而,絲毫都沒有動搖蔣介石父子軟禁龔德柏的意志,又繼續將龔德柏軟禁了將近兩年,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蔣介石父子認為懲罰夠了,才由時任外交部長原為讓龔德柏辦報時的同事黃少谷保釋恢復自由,前後僅差十八天即軟禁滿七年。

 事後得知,龔德柏是被軟禁在新竹的一處軍事基地,距離他的家只有咫尺之遠。當然初期短時間內純粹是軟禁,總政治部介入後則變成正式監禁,而且獄中待遇非常差,直到成舍我質詢後才獲得改善,不僅配給了一個單人房,還將起初每天15元台幣的菜錢追加到30元,後期更由龔德柏開單子指定每日要吃什麼菜,雷震形容這是國民黨政府監獄的創例。

 他出獄那一年,由於國民大會要開會選舉總統,蔣介石需要他這一票,便指示國大秘書處通知他補上國大代表,然而,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公費不足維持生活,故我又開始寫文章,以作補助,但沒有刊物登載』,在國民黨全面封鎖下,他晚年的文章多以生活小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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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8年美國大選,因爲現任總統杜魯門不喜歡蔣介石,蔣介石把賭注壓在杜魯門的競選對手杜威身上,爲杜威競選資助捐款,但大選的結果杜威落選,杜魯門蟬聯總統。蔣介石爲杜威助選更加深了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反感。1948年底,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給杜魯門寫信:如果美國不能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的話,就請美國政府發表一個堅決支援國民政府的書面宣言,增加軍隊的士氣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魯門連精神上的支援也不肯答應,拒絕發表支援蔣介石政府的聲明。蔣介石派宋美齡訪問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卻要求宋美齡以私人身份訪問。美國已經明白打出了“逼”蔣介石下臺之牌,不過蔣介石也不會輕易認輸。
 1948年底,儘管國民黨還控制著長江以南的地區,但誰都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已經危在旦夕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的張群、張治中等人發起“和平談判” 的倡議,希望以蔣介石下野來換取與共產黨講和,保住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國也支援國民黨的“主和派”與共產黨和平談判,停止內戰。蔣介石卻是一貫的 “主戰派”,反對講和,但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被殲,蔣介石已無法抵擋黨內與美國的要求他下臺的壓力,被迫宣佈下野,讓李宗仁接任“代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

 蔣介石下野後退居故鄉浙江奉化,但仍然擔任國民黨總裁,在幕後操縱著一切。蔣介石對李宗仁新政權暗中處處拆臺,蔣要讓美國人知道,國民黨離開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讓蔣介石出國,避免蔣給他處處製造麻煩。蔣介石卻說:“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是個普通國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李宗仁最後終於還是無法與蔣介石抗衡。

 李宗仁上臺後,對和談的前景也甚爲擔憂。李說:“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江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他們願不願意停戰講和呢?‘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只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下深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擔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馬當活馬醫,做一步算一步了。”

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談成功的關鍵在美國的態度,李宗仁向美國政府請求10億美元的援助,幫助制止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李宗仁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如果現在美國拒絕幫助中國阻止共産主義的擴張,今後它要在遠東做同樣的事,就要多花 100億美元,而且不會有什麽效果,還使美國青年不得不流血。” 司徒雷登卻說: “蔣先生還在幕後操縱著一切,中國的局面並沒有完全改變。不管美國提供多少援助,還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美國雖然支援李宗仁,但由於李宗仁尚未掌握實權和有所作爲,美國對李宗仁的領導能力有所懷疑,不肯輕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對美國的觀望態度十分失望,又向蘇聯政府進行外交試探,希望蘇聯出面 “壓”中共進行和談。蘇聯表示可以做國共談判的仲介人,但前提是國民黨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這當然是李宗仁無法答應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戰失敗。

 李宗仁向中共抛出了和談的氣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條件是:共產黨軍隊不過長江,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長江爲界分治。中共的回應比李宗仁預想的還要嚴峻,中共首先表明不承認李宗仁政府,中共說:“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而是因爲其尚控制著若干軍隊。”中共方面的條件是:無論如何都要過江,但如果李宗仁與美國斷交,幫助中共消滅蔣介石系軍隊的話,中共可以答應給桂系保留廣西的地盤,讓桂系軍隊駐紮兩廣,廣西三年之內不搞土改。中共的談判條件其實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條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一國兩府”方案;而中共的條件是李宗仁放棄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擔任副主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國兩制”方案。由於雙方條件相差甚遠,談判破裂。

 和談破裂後,李宗仁把賭注放在長江防線上,希望長江天險能幫助國民黨軍隊抵擋中共軍隊半年左右,在美國人面前搞出點“政績”,取得美國的支援和信任。一旦美國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1949年4月,中共軍隊發起渡江戰役,李宗仁的長江防線當即崩潰,南京失守,國民黨政府被迫遷都廣州。但美國大使館卻沒有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 1949年6月,美國報紙刊出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建議美國承認中共新政權的新聞, 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指責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表示今後不再援助蔣介石政府,並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將尊重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

 蔣介石對美國發表這樣的《白皮書》十分悲憤,他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爲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的污點。此不僅爲美國悲,而更爲世界前途悲矣。”

 針對美國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了一個抗議聲明,指責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在國際損害中國政府的國際威信,在國內瓦解政府軍官兵的士氣,實爲“落井下石”之行爲。蔣介石說:“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爲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爲最後之國恥。”

 蔣介石在下野的同時,就考慮把臺灣作爲最後的退路。1948年底,蔣介石開始把北京故宮的國寶文物移運臺灣,又把大量黃金外匯密運臺灣,並派最爲信任的陳誠任臺灣省主席。美國卻不滿意蔣介石的遷台計劃,1949年3月,美國派密使到臺灣與陳誠密談,促陳誠脫離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說臺灣“自立”後,可以先派聯合國軍隊駐紮,保護臺灣免受中共軍隊入侵,保證臺灣的獨立。但陳誠斷然拒絕了美國的密案。1949年6月,又傳來遠東盟軍司令部派聯合國軍進駐臺灣的擬議。蔣介石氣憤美國人竟然要剝奪他最後的立足之地,蔣表示:“餘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決不能交歸盟國。”

 李宗仁遷都廣州後,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國政府雖然已決定不再援助蔣介石,但對李宗仁的廣州政府仍抱有希望,並由國會通過7500萬美元援助廣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隊能夠頂住中共軍隊的進攻,保住兩廣地區。然而桂系軍隊在中共軍隊面前還是一敗塗地,美援還沒有到廣州就失守了,這筆美援最後又落到蔣介石手中。桂系軍隊被殲後,李宗仁已無立足之地。李既不願意逃到臺灣去受蔣介石的擺佈,又不願投降中共,最後選擇到美國“就醫”。

 李宗仁一走,國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領導人,必須再推選一位總統。然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辭職時由副總統接任代總統,代總統辭職時由行政院長繼任,沒有已辭職前總統可以複職的規定。蔣介石卻不顧憲法,於1950年3月1日宣佈複職總統。蔣介石的此舉美國人十分不悅,3月1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國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指責蔣介石違憲複職總統。杜魯門總統則于3月2日在白宮親自接見李宗仁,待以國家元首之禮,表示支援李宗仁,反對蔣介石的複職。儘管美國對蔣介石沒有好感,但卻也沒有什麽可行的辦法來推翻蔣介石,蔣介石以實際行動讓美國明白了他在國民黨裏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 當時美國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國儘快承認中共政府,否則中共就會更加接近蘇聯,危害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也數度試圖拉攏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就將承認中共政府。但中共還是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美國最後於1950 年1月撤出了在大陸的全部外交機關和人員,放棄了拉攏中共的努力。儘管如此,美國仍沒有干預中共“解放臺灣”的意圖。1949年12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美國不想在臺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也不會使用武力干涉臺灣目前的局勢。美國不參與中國的內戰,也不向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或派遣軍事顧問。”美國同時還宣佈從臺灣撤走美僑。美國的行爲等於告訴中共,它可以放心進攻臺灣,美國決不過問。

 1950年6月,中共在臺灣對岸結集軍隊艦船,準備進攻臺灣,後來傳出的一些資料也顯示中共上層曾決定在1950年合適的時候“解放臺灣”。可是天有不測風雲,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軍隊突然向南朝鮮發起了進攻,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對臺灣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6月27日杜魯門宣佈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防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1950年7月,美國向臺灣派遣大使,重開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軍事援助。朝鮮戰爭使國民黨渡過了最大的存亡危機。蔣介石曾向美國建議派國民黨軍隊到朝鮮參戰,卻被美國拒絕。


 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因爲國民黨中派系很多,蔣介石的號令並不被認真執行,軍隊也有一部分不聽蔣的指揮。蔣介石退居臺灣後,才開始了真正的獨裁統治。蔣介石先是改編軍隊,凡是撤退到臺灣的軍隊都要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保證了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其次是改造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排除腐敗不純分子。蔣介石在大陸期間就想整治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但要整治腐敗打擊面太大,超過了蔣介石的權力範圍。到臺灣後蔣介石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大有好轉,爲日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 蔣介石在臺灣的另一個重大政策就是土改。臺灣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由於日本當局採取優待地主的政策,農民的生活比較貧困。蔣介石退居臺灣後,學習共產黨搞土改,爭取人心。國民黨先在臺灣搞減租減息,推行優待農民的政策,然後國家出錢買取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的生活有明顯改善。由於當時臺灣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農民的擁護歡迎,平緩了“二二八”事件以來臺灣本地人對大陸人的怨恨,爭得了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群衆基礎。

 1950年代,蔣介石還對反攻大陸抱有幻想,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美國一直反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1958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訪台時對蔣介石說:“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厭惡戰爭,特別是美國人更不喜歡戰爭。如果臺灣反攻大陸的話,最不願意看到的必然是保護臺灣的美國,所以您的反攻大陸政策其實無異于自殺行爲。但是我認爲您還是有機會返回大陸的。您先在臺灣推行善政,把臺灣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的樣板。現在中共大搞人民公社,無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滿,也許什麽時候就會出事。等到大陸天下大亂的時候,大陸的人民看到臺灣的繁榮,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歡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陸嗎?”蔣介石聽後沈默良久,似有所思。

 蔣介石是不是聽從了吉田的勸告不得而知,但此後國民黨政府走上了發展經濟爲主的軌道。由於臺灣的資源人口有限,國民黨政府著眼於對外發展經濟。臺灣以減免稅收的方法吸引外資,鼓勵創辦加工外銷企業,著重發展對外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蔣介石雖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經濟上卻不亂插手,完全放權給專家們。蔣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陸官僚買辦經濟的教訓,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少,建成了以民間企業爲主體的臺灣經濟。美國對臺灣的援助1965年以後完全停止,臺灣共接受14多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82年寫的《領袖們》一書中說: “儘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一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與臺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情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臺灣是二戰後美國的盟國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國家或地區之一,到1980年代,臺灣已成爲少數的新興工業國家之一。

 臺灣雖然經濟發展順利,但在外交上卻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試圖發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1958年2月,日本鋼鐵代表團訪問北京,與大陸鑒定了2億英鎊的 “鋼鐵5年貿易協定”,向大陸提供建設急需的鋼材。隨後日本方面又規定對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團給予入境方便,允許懸挂大陸國旗。對此蔣介石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不允許懸挂大陸國旗。日方對蔣介石的抗議讓步,答應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和不懸挂大陸國旗,台日關係暫時緩解。

 1963年8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陸出口維尼龍成套設備,並向中共提供貸款,臺灣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議。同年10月,又發生中國油壓機械訪日代表團團員周鴻慶叛逃事件。周鴻慶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臺灣,臺灣國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許周鴻慶來台,可是日本政府畏於大陸的壓力,按照大陸的要求把周鴻慶送回了大陸。此事大大激怒了蔣介石,1964年1月臺灣外交部召回駐日大使,並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將不惜與日本斷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池田內閣派出與蔣介石私交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爲特使訪台,修復台日關係。吉田茂與蔣介石長談三次,共同發表了一份支援國民黨政府的《吉田書簡》,再次緩解了台日關係的危機。

 1971年和1972年,對蔣介石來說是壞消息不斷。1971年5月,日本宣佈不再受《吉田書簡》的約束,批准向大陸出口重型工業設備;1971年6月,美國政府宣佈解除對大陸的經濟禁運;1971年10月,聯合國投票表決招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聲明“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面對美國的背信棄義,蔣介石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日世界處於一個慘痛的時代。在這時代中,正義與強權,善與惡,黑與白之分辨,日漸消失,貪婪虛僞與混亂籠罩一切,,,”。

 1972年7月,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雖然主要是因爲年邁體弱,但也不能說與美國背信棄義的精神刺激毫無關係。從此蔣介石病臥在床,很多時間處於無意識狀態,但他的心臟還在頑強地跳動。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灣病逝,終年89歲。蔣介石死後遺體安放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孫中山陵墓之旁。

 蔣介石從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投靠美國,但蔣介石與美國的外交史,卻充滿了美國的威逼和蔑視,是一部眼淚與心酸的悲劇史。美國不喜歡蔣介石有各種原因,最重要的還是蔣介石一味堅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與美國人的民主意識、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蔣介石對政權從不鬆手,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任期6年,最多連任2屆。1960年的總統大選時,蔣介石已任連2屆,按憲法規定不能再任總統。可是蔣介石卻提出“反亂鎮定動員時期臨時條項”,不僅再任第3屆總統,而且還在1966年和1972年再任2屆總統,成爲事實上的終身總統。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放開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臺灣的民主。

 蔣介石的一生不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主的一生。但蔣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謂開明獨裁,在臺灣小島上幹出一番事業,重新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蔣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明君”。

(全文完)

2001年8月8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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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6年3月11日,負責調停中國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暫時返美,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國共間軍事衝突重開的主要責任在蔣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動應戰爲主。但此時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有所轉變,開始比較積極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蘇聯的援助後,也開始在一些地區主動向國軍發起攻勢。
 1946年以來,美蘇兩國在二戰期間的合作關係破裂,冷戰開始。蘇聯原來的中國戰略是支援蔣介石國民政府,讓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進行政治鬥爭放棄武裝戰爭。但美蘇冷戰開始後,蔣介石一邊倒向美國,因此蘇聯開始扶持中共與蔣介石政府進行軍事對抗。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東北先由張作霖經營,後來又由日本扶持的滿洲國經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從來沒有滲入過東北。日本戰敗後,東北地區成爲政權的真空地帶,國共兩党誰先進入東北,誰就能搶到控制東北的政權基礎。

 按照協定,蘇聯本應在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後開始撤軍,最遲不超過三個月,但屆時蘇軍並無撤軍的迹象。爲了防止蘇軍南下,美國派5萬多人的海軍陸戰隊在華北登陸,進駐北京、天津、青島等地。1946年2月11日,美國向世界公佈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密約》中出賣中國主權的部分,在中國引起了中國民衆的憤怒。2月22日,重慶各校學生2萬余人發起了要求蘇聯從東北立即撤兵的反蘇遊行,搗毀了親蘇聯的中共的《新華日報》報社。

 對於中國方面的撤軍要求,蘇聯提出一個反要求:“如果美國撤走駐華北的美軍,蘇聯就撤走駐東北的蘇軍,蘇美兩國同時從中國撤軍。”美國則以駐華美軍是應中國政府之邀爲由,拒絕了同時撤軍的建議。蘇聯把日本和滿洲國在東北工業機器設備能拆的全部拆走運回蘇聯,並招請中共軍隊進入東北,放手讓中共在東北發展勢力。在拖延了幾個月後,1946年3月,蘇軍突然開始從東北撤軍(5月3日撤軍完畢),蘇軍將瀋陽等靠南的幾座大城市交給國軍,而將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交給中共。5月24日國軍奪取長春,但中共的策略是農村包圍城市,中共派30萬幹部滲透東北的廣大農村,建立起東北政權的群衆基礎。

 1946年4月18日,一時離華的馬歇爾特使返華。馬歇爾對蔣介石不遵守達成的停戰條約十分氣憤,又對蔣介石啓用了羅斯福那樣的強壓手段:不停戰就停止美援。蔣介石在馬歇爾的壓力下,被迫同意自6月7日開始爲期15天的全面停戰,這是所謂“第二次停戰令”。但蔣介石已下決心用武力解決中共問題,15天的停戰期過後,國軍又對中共發動新的攻勢。在此情況下,馬歇爾向蔣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戰,他將立即離華返美。美國總統杜魯門也於1946年8月10日致電蔣介石:“如果中國的內戰不在短期內停止,美國就將重新考慮美國的對華政策。”

 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壓手段已有領教,發現了美國人的弱點:只要他堅持到底,美方最後就不得不讓步。蔣介石在公開場面還是表示願意接受美國的停戰調停,但實際上並沒有採取停止內戰的具體措施。對於蔣介石的陽奉陰違作法,杜魯門於8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國出口二戰的剩餘武器,停發美商對中國出口武器的許可證。由於二戰後國民黨軍的大部分裝備都來自美國,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國民黨軍的武器補給發生了一定困難,這也是蔣介石軍隊戰敗的一個側面原因。美國到1948年4月才再次恢復對蔣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時國民黨軍隊已到了回天無術的全面失敗邊緣。

 蔣介石對杜魯門的作法極爲不滿,認爲杜魯門的包庇縱容中共的中國政策,不僅損害了中國,也損害了美國本身。蔣介石與美國的爭執也表現了中美兩國對“國家領導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蔣介石看來,他是中國政府的領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國對中國友好就要支援他。蔣介石指責美國不尊重他個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國,“破壞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而在美國人看來,蔣介石並不等於中國政府,美國反對蔣介石並不等於反華,批評中國政府不是破壞中美兩國的友誼,而是美國對中國友好的表現。

 不過蔣介石在軍事上不鬆手的同時,在政治上還是力爭樹立民主開明的形象,給喜歡民主的美國人一個好印象。可就在此關鍵時刻,1946年7月發生了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大學教授被暗殺事件,在國際上給國民政府造成了極不好的影響。事後查明,李公僕、聞一多的暗殺並非來自蔣介石的指示,而是國民黨下層特務的個人行爲。李、聞教授常發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論,而個別國民黨下層特務認爲李、聞有意侮辱國民黨、侮辱領袖,出於對本黨的“俠義之心”而對李、聞下手。

 當時民盟是中國政界次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勢力,但蔣介石對沒有軍隊的民盟十分輕視。國民黨一直與中共進行直接的和平談判,從來沒有邀請民盟參加和談,在政治上也從未認真聽取過民盟的意見,因此民盟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滿。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時,事先也未與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參加,成爲國民黨一黨包攬的大會,沒有任何民主的氣氛。蔣介石樹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並沒有成功,美國總統杜魯門說:“連希臘的腐敗政權也比蔣政權效率高,不像他那樣聲名狼藉。”

 由於馬歇爾的停戰調停不成功,美國政府放棄了調停中國內戰的努力。1946年12月18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馬歇爾也於1947年1月8日回國。美國國務院在說明馬歇爾調停不成功的理由時說:中共和國民黨對和平都沒有誠意。美國退出調停後,國共兩黨開始放手大打內戰。

 雖然美國表面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實際上在水面下開始物色取代蔣介石的人物。1947 年7月美國再次派魏德邁到中國視察國民政府的現況。魏德邁發表了一篇訪華聲明,批評國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貪污無能”,魏德邁還特別指出:“中國的復興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這也就是說蔣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領袖,中國的復興有必要抛開蔣介石。

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對蔣介石更沒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華任教,自稱是半個中國人。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報告說:“現政府已無力阻止共産主義的傳播,除非出現一位受民衆愛戴的領袖,能號召民衆,並能恢復軍隊的作戰意志。但不能指望蔣委員長能充當這樣的領袖。蔣氏似乎已無法改變,而且各方面都證明他必將繼續其個人統治,這種個人統治的後果,造成了現在中國的悲慘局面。”

 東北戰場危機時,司徒雷登又給美國政府發去電報:“目前僅少數人繼續擁護委員長,而且擁護他的人,不過是其最親近的同志及一些軍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員長,最不爲人民所愛戴,指責他們的人日漸增多。現在除非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否則將無法避免再度的軍事慘敗。”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建議:李宗仁在中國軍界政界有一定影響力,可以考慮李宗仁取代蔣介石。1948年3月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和副總統。當時國民黨內尚無可以與蔣介石競爭總統的人物,於是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作爲取代蔣介石的第一步。

 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副總統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象徵性位置,所以蔣介石本來不應該在意誰當選副總統。但是蔣介石得知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後,李宗仁是否當選副總統就成爲蔣介石與美國“反華勢力”的新一輪鬥爭。蔣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國支援李宗仁競選的陰謀。蔣介石甚至親自與李宗仁面談,勸李宗仁放棄選舉,蔣說: “我是不支援你的,我不支援你,你還選得到?”李宗仁有美國的支援,倒也氣壯,李說:“你看吧,我可能選得到。”最後李宗仁以微弱優勢當選,蔣介石在這次“抗美” 行動中失利。

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的敗色已濃,美國開始撤回國民黨軍隊中的美國軍事顧問,駐紮在青島的美國第七艦隊也離開中國,美國希望避免捲入國共兩黨的內戰。蔣介石向杜魯門總統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杜魯門卻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予以拒絕。美國不支援蔣,蘇聯又是蔣的敵人,此時蔣介石可以尋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敵人日本了。

 1948年底,蔣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請他爲國民黨軍物色一些舊日本軍的出色軍官,擔任國民黨軍的軍事顧問。美國的軍事顧問太講民主人權,不允許長官打罵士兵,倒是日軍的訓練方法似乎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當時蔣介石痛感國民黨軍隊的最重要問題不是武器,而是軍人的素質太差,所以蔣介石想請一批舊日本軍官來爲他訓練軍隊。

 100多名舊日本軍官組成的日軍顧問團于1948年底秘密從上海進入中國,爲了保密起見,日軍顧問團的全部舊日本軍官都起一個中國名字。日軍顧問團的團長是前陸軍中將富田直亮,其中國名字爲“白鴻亮”,所以日軍顧問團也稱爲“白團”。日軍顧問團進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進行作戰建議、培訓軍官、訓練士兵的工作。國軍兵敗退守臺灣時,“白團”也跟著撤到臺灣,繼續擔任國軍的軍事教官。蔣介石經常在日本教官講課時,親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聽講,認真做筆記。1954年美國與國府簽署“華美防衛條約” 後,美國重新派軍事顧問到臺灣。美國軍事顧問對蔣介石啓用舊日本軍人做軍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蔣介石辭退日本教官,蔣介石說:“在你們抛棄我們的時候,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幫助我們。在我還活著的時候,不會辭退他們的。”

 在國共內戰初期,蔣介石政府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可是國軍卻在劣勢的共軍面前連連敗退,最後不得不退出中國大陸。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實中共的顯著成功,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無能與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當初美國並不關心蔣介石政府的存亡,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採取觀望的態度。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準備坐視中共解放臺灣,也就沒有今天的臺灣問題了。當時不少美國人對中共頗有好感,但後來中共爲了配合蘇聯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鮮戰爭,美國此後才下決心保衛反共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

(未完待續)

2001年7月23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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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5年4月以後,美軍已經攻佔硫磺島等日本週邊島嶼,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基本被殲。此後日軍發起“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雖然沒有阻擋住美軍的攻勢,但也給美國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擔心進攻日本本土之戰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更加期望蘇聯出兵分擔美軍的犧牲,但蘇軍並沒有立即行動。日本人並不知道美蘇之間關於蘇聯出兵的密約,以爲史達林有可能出面調停美日停戰,所以通過外交途徑請蘇聯向美國轉達日本的停戰條件:保留國體(天皇制),日本自主撤軍,對日本不得實行軍事佔領,在割地賠款方面可以商議。這其實是一個有條件投降方案。
 對此,1945年7月16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美國新總統杜魯門、英國新首相艾德禮、史達林)在柏林郊外波茨坦開會(蔣介石未被邀請),決定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起草了《波茨坦公告》。中國並沒有參加《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只是在公告發表前,請中國在上面簽了字。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國首腦的名義發表,蘇聯因礙于蘇日中立條約尚在有效期間,當時未列名於公告。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波茨坦公告》中添補了史達林的名字。

 波茨坦會議期間,杜魯門接到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但對原子彈的威力仍然心中無數,所以還不敢拒絕蘇聯的幫助。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原子彈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顆原子彈摧毀了整個城市。此後美國感到打敗日本可以不要蘇聯的幫助了,對蘇聯的態度強硬起來,從積極邀請蘇聯出兵,轉變爲反對蘇聯在亞洲擴張。同時蘇聯的態度也急轉直下,從等待觀望轉爲立即出兵,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史達林要趕在日本投降以前出兵,否則蘇聯就沒有出兵的藉口了。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美國和蘇聯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立場對立,美國主張美國專管日本,而蘇聯主張共管,中國怕蘇聯駐進日本後,找藉口盤踞中國東北不走,因此贊成美國專管日本方案。蘇聯在對日作戰中並沒有付出什麽代價,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最後只好同意美國專管日本。

 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共的力量穩步發展,到1945年,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除了陝甘寧邊區外,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江蘇等省也建立了根據地,中共已有軍隊130余萬,民兵200余萬。日本投降後,中國的日占區出現了權力真空地帶,日占區成爲國共兩黨爭奪的肥肉。盟國約定中國戰區的日軍向蔣介石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無權受降,這當然是中共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於是共軍獨自出兵,在解放區附近受降日僞軍。國共兩黨軍隊因爭奪日占區而發生的武裝衝突日益激烈,中國剛停止外戰,又開始了內戰。

 在中國內戰氣氛越來越濃的情況下,美國出面斡旋中國的和平。美英蘇三大國統一了對華方針,即不干涉中國內政,避免直接捲入中國內戰。這時蘇聯的態度比較微妙,一方面蘇聯承認蔣介石國民政府,同意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但另一方面,蘇聯又把中共作爲與美國對抗的棋子,暗地裏扶持中共,接應中共進入東北發展勢力,把繳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轉交中共。爲了避免國共兩党利用日僞軍打內戰,美國特別通告國共兩黨要遣散“僞軍”,不得對其進行改編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

 但國共兩黨誰也沒有理會美國的通告,私下改編“僞軍”,暗地裏招聘日本軍事顧問與技術人員,爲打內戰作準備。日本投降時,中國的所謂“僞軍”主要有三大系統:汪精衛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軍和滿洲國軍。汪精衛南京政府軍分七個集團軍:任道援第一集團軍,張嵐鋒第二集團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吳化文第四集團軍,龐炳勳第五集團軍,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孫殿英第七集團軍,總兵力近30萬人;華北政務委員會軍由齊曼元統率,兵力5萬餘人;滿洲國軍兵力約40萬人。滿洲國軍被蘇軍繳械,國共則爭奪其他“僞軍”。除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向共軍投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大部被共軍解除武裝外,其餘“僞軍”被國軍接受,編入國民黨軍。

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接收了絕大部分日占區,又得到了數十萬投降日軍和汪精衛政府軍的裝備,吸收了數十萬“僞軍”,加之抗戰時得到的大量美援裝備,使重慶政府的軍事力量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有軍隊約400萬,軍隊的裝備也大大好於戰前。由於重慶在軍事方面對延安有絕對的優勢,蔣介石試圖依靠其軍事優勢,一舉摧垮殲滅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徹底解決共產黨問題。

 但美國卻反對蔣介石的軍事滅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之爭,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團結民主之中國”。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方案,中共的態度十分積極,因爲延安的力量在抗戰中雖有很大的發展,但與國軍相比仍處於明顯劣勢。當時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優勢相當畏懼,以前被國民黨趕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經歷仍然記憶猶新,並沒有想到國民黨軍隊已腐敗叢生,不堪一擊。加之蘇聯又採取“腳踩兩條船”態度,以支援國民黨爲主,扶持中共爲輔,使中共感到另一種危機感。當時中共的最佳選擇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中共對1945年美國調停的“和談”具有相當的誠意。

 與此相反,蔣介石對美國調停的“和談”並不感興趣,但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姿態。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蔣介石在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

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也是有所考慮的。毛澤東隻身前往重慶談判,必定會有安全上的顧慮,如果毛澤東不敢來重慶,那麽蔣介石就可以向美國人說延安沒有和談的誠意。即使毛澤東前來重慶,毛澤東在客地談判的不利條件也較多。當時毛澤東的確對前往重慶有所顧慮,延安很多人也反對毛澤東去重慶,1945年8月22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電:“爲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1945年8月23日,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爲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

 這時史達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所以毛澤東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在談判期間美國保證他的人身安全。於是赫爾利8月27日親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毛澤東赴重慶前,中共中央召開了談判對策的緊急會議,會上決議:“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有可能在談判中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形成兩党合作、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同時在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適當讓步。”同時蔣介石也召集高級幹部開會,討論談判方針。國民黨的談判方針是:在軍事毫不遷就,在政治則可以適當寬容一些。

 1945年9月3日,雙方談判開始,談判的出發點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毛澤東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八項要求:

一、召開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
二、重新選舉國民大會的代表,舊國大代表無效。
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
四、給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釋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權。
七、中共軍隊保留48個師軍力(後來毛澤東讓步爲28個師)。
八、中共參加受降。

 蔣介石則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意見:

一、軍隊問題:中共軍隊最多保留12個師,這是中央所能允許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區問題:不承認中共的解放區政府。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方面的行政人員。
三、政治問題: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共同參與政治。
四、國民大會問題:已經當選的國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當選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額。

 由於國共雙方立場相差太大,談判無法達成一致。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單獨會談了約10次,但會談的內容至今尚未公開,無法知道蔣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談了些什麽,兩人也沒有發表過對對方的看法。但據蔣介石秘書陳佈雷說,蔣介石曾對他說過:“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競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10月9日,毛澤東離開重慶返回延安,10月10日,雙方發表了所謂“雙十協定”。

 “雙十協定”中,國共雙方在召開政治會議,開放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釋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達成了一致。但在軍事方面,共產黨最後讓步保留24個師,國民黨方面最後讓步允許共產黨保留20個師,雙方仍沒有達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區的民選政權和國大代表問題上,雙方意見仍然分歧。雖然“雙十協定”中共產黨讓步較多,但仍不失爲一個平等的協定。

 “雙十協定”是國共雙方相互讓步達成的第一個和平協定,如果國共雙方能夠嚴格按照 “雙十協定”所規定的去做,建立一個民主和平的中國應有很大希望。但國共雙方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和平協定不過是一紙空文,雙方都不遵守,國共兩軍間的軍事衝突依然不斷。1945年11月,美國撤回了比較親蔣的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特,換上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爲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表示美國有公平調解國共合作的誠意。馬歇爾來華瞭解到中國的現實情況後,說:“中國人的哲理與歐美人完全不同。歐美人怎樣說,他就怎樣去做;中國人則說法是說法,做法是做法,這就教人難於揣度了。”

 中國的民衆深受八年抗戰之苦,不願意再打仗了,中國民間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以知識份子爲主的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等)形成了中國的第三股政治勢力,開始向國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戰。民盟雖然沒有槍,但在社會文化界有相當的影響,是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利用戰爭,在國民黨內中形成了個人獨攬大權的獨裁體制。戰爭結束後,中國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主化的呼聲,蔣介石除了在軍事上受到中共的挑戰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主黨派和國民黨內部民主勢力的挑戰。

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教授錢端升、費孝通等人發表關於內戰問題的演說,提出反對內戰,要求美軍撤離中國,組建聯合政府等主張,結果遭軍警干擾並開槍斷絕交通,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慨,於次日舉行罷課,天津、武漢、廣州等地的學生也發起學潮聲援。11月30日軍警與學生發生了暴力衝突,12月1日衝突升級,軍警向聯大師院校內投入兩顆手榴彈,炸死學生3人,傷數十人,造成所謂“一二一”慘案。

 “一二一”慘案後,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學潮,各地學生和教師紛紛罷課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慘案同時也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國際影響,12月6日蔣介石致電雲南省主席盧漢,要他盡一切努力平息學潮,萬不得已時可以考慮把學生送去集中軍訓。12月8日,盧漢召集各校教授談話,12月9日又召集各校學生談話。盧漢表示要嚴懲兇手(兇手陳奇達、劉友沼宣判死刑),撫恤傷亡學生,賠償損失後,學生方面感到滿意,各校決議於12月17日複課。但仍有少數學生認爲學生代表太軟弱,主張改組罷課委員會,繼續罷課。後來政府方面宣佈12月17日仍不復課的學生一律開除,學潮開始走向平息。

 “一二一”學潮是抗戰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協讓步而結束,從此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各種學潮此起彼伏。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之所以頻繁發生大規模學生運動,主要是因爲人們痛恨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敗。雖然蔣介石每次以比較低的姿態處理學潮,但並未能遏制學潮,各種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蓬勃的反政府學生運動也是導致蔣介石政府垮臺的一個原因。

 “雙十協定”後,國共兩軍的武裝衝突依然不斷,使美國人開始考慮採用強硬性和平調停。馬歇爾來華後,向蔣介石轉達了杜魯門總統的意思:立即停止內戰,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如果國民黨繼續進行軍事行動,就停止一切軍事和經濟援助。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制性和平調停深感不快,認爲馬歇爾受了中共矇騙,爲中共幫忙。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中寫道:“馬歇爾對餘之認識雖漸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練如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爲世界前途擔憂也。”

 中共則很歡迎美國的和平調停,對馬歇爾寄予相當的希望。周恩來向馬歇爾表明:只要不讓中共交出軍隊和根據地,重蹈1926年到1937年間的覆轍,中共願意承認蔣介石主席的領導,願意作爲國民政府名下的一個地方政府,參加國民黨聯合政府。馬歇爾同意中共作爲國民政府下一個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擁有一定軍隊。蔣介石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考慮建立與共產黨分享權力的聯合政府問題,但蔣介石只準備讓中共在政府機構中充當可有可無的角色,不讓中共分享實權。

 1945年12月27日,國共雙方在馬歇爾主持下,成立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又稱馬歇爾三人委員會),展開認真負責的談判。1946 年1月10日,“三人小組”主持簽訂了《國共雙方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向國共兩軍發佈“一切戰鬥立即停止;軍隊調動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雙方最遲在1月13日午夜前停戰。1月13日,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別向兩軍下達停戰令,中國內戰一度出現和平解決的趨勢。

 1946年1月31日,在“三人小組”調停下,國民政協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五項提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會爲國民政府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爲四十人,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擔任,其餘半數由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擔任。
二、1946年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的名額由現在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
三、和平建國的綱領:“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最高指導原則,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建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四、軍隊屬於國家,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五、組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起草立法、司法、監察、考試、行政分立的“五權憲法”。

 《和平建國綱領》通過後,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完全擁護,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一切決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具體執行《和平五案》時,卻製造了層層阻力。1946年2月25日,三人小組又通過整軍方案,在確認蔣介石領導地位的情況下,給予中共一定的軍權。整軍方案的主要內容爲:

一、軍隊領導:國民政府主席爲中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最高統帥有任免所屬軍官之權。但在整編軍隊過程中,撤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時,應由中共代表所提名的軍官遞補。
二、陸軍縮編:一年後全國陸軍縮編爲108個師,其中共軍占18個師。
三、軍隊配置方案:東北地區配置6個軍(每軍三個師),其中中央軍5個軍,中共軍 1個軍;華北地區配置11個軍,其中中央軍7個軍,中共軍4個軍;華中地區配置10個軍,其中中央軍9個軍,中共軍1個軍;西北地區配置5個軍,均爲中央軍;華南地區配置4個軍,也均爲中央軍。

 這個“容共”的整軍方案,是在馬歇爾的壓力下達成的,蔣介石對此並不滿意。蔣介石在2月28日的日記反省錄中寫道:“與中共商定統編其所屬部隊爲十八個師之方案,業已簽字。此爲政府最大之損失。”中共方面對此協定中中共軍隊的比例較少也不很滿意,但認爲可以接受。此時中國在馬歇爾的調停下,中國內戰一度停火。馬歇爾和三人小組從2月28日起,赴北平、張家口、延安、漢口地區視察了六天,馬歇爾在延安會見了毛澤東。本來馬歇爾還準備到東北視察,接到美國政府要他回國報告中國調停的進展情況,馬的東北視察未能成行。

 1946年3月11日,馬歇爾返美,三人小組暫停工作。可是馬歇爾一走,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了。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27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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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中國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的行爲,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中國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中國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飯。軍官們爲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強徵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徵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中國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抗戰末期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素質比1937年抗戰初期時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戰末期物價飛漲,國民黨高級軍官爲了確保經濟收入,各軍隊開始經商,軍官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商上,更加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爲變相的商業性機構,商人要依託軍人的特許和保護才能從事商業活動。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在1944年 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壞了。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衆,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暇,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佔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佔領好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作爲對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現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美國人最早到達延安的是一批新聞記者,這些記者異口同聲地報導說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軍隊的軍紀軍風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援。美國記者的報導使不少美國人把中共視爲中國“進步勢力”的代表,稱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國”,而重慶代表“封建的中國”。美國新聞界對中共的正面評價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對華政策,美國人不得不考慮,美國支援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並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這樣做值得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清廉進步的中共,是不是會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國戰區美軍最高參謀史迪威,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人,而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的更遠一些,他希望把中共從蘇聯拉入美國一邊,不僅成爲美國軍事上的同盟,而且成爲戰後美國政治上的同盟。當然在美國反共的大氣候下,羅斯福不可能支援中共建立政權,於是萌發了建立國共聯合政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個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爲中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政黨,美國大使館官員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裏評價中共說:“中共裏面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共産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共產黨,不如說他們是一個農民民主黨。”同樣蘇聯的史達林也稱中共是“馬戈林共產黨”(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黃油、非純正的)。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時,提出美國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延安,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只好同意美國派一個十幾人至二十幾人的小型代表團到延安,團長爲鮑瑞德,代表團中還有中共的“朋友”,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斯。謝偉斯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期間,就與中共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結爲朋友。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話時說:“中共並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肯合作,我們一定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

毛澤東向美國放出“遠蘇近美”的氣球,也是有國際背景的。毛澤東執政後,在中共黨內批判了王明的“國際派”,1942年的“整風運動”後,更進一步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蘇聯一直支援王明,所以毛澤東上臺後,中共和蘇聯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戰爆發後,蘇聯主要援助的是蔣介石政府,對延安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慮放棄蘇聯而與美國結盟的可能性。

這時中共在理論上也開始擺脫共産主義的色彩,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表明中共當前的任務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後,國家完成工業化建設以後的遙遠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國人對中共搞赤化的恐懼感,謝偉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毛澤東並不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中共試圖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現在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密切關係,中共認爲美國比蘇聯更可以依賴。”

中共明白美國人喜歡“民主”,所以儘量樹立民主的形象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中共聲稱在他們的解放區裏,地方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組成方面,實行“三三制”,即黨內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農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時召開邊區參議會,實行與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1944年秋開始,美國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1944年8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的赫爾利,擔任起國共兩黨的調停人。當時中共由於處於劣勢,缺乏國際支援,所以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積極。1944年9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宣佈:贊成美國指揮官指揮全部中國軍隊。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慶約見赫爾利,要求赫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比之下,蔣介石則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極,只是爲了不得罪美國人,才不得已勉強與中共進行談判。

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親自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到機場迎接。11月8 日,赫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達成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項建議,11月9日毛和赫代表雙方在協定上簽字。毛赫達成的五項建議是:

一、中國軍隊統一。
二、國民政府改組,建立一個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政府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四、美援物資在所有抗日武裝間平等分配。
五、聯合政府承認中囯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爲合法政黨。

由於赫爾利是美國的反共分子,中共擔心赫爾利在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偏袒國民黨一方。延安談判之後,中共對赫爾利是否會向美國政府正確轉達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國財政部代表弗裏德曼帶一封信,請他回國後轉交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這封信由周恩來寫成,信中說中共對國民黨政府不進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國直接援助延安,並邀請摩根索訪問延安。

11月10日,赫爾利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返回重慶後,羅斯福正式任命赫爾利爲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彙報他與毛澤東達成的五項建議,但蔣介石對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毫無興趣,因爲這樣要使國民黨失去獨攬政權的資格。11月22日,蔣介石提出三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爲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合併。蔣介石同意軍事委員可以接受數名共軍高級將官加入,但沒有同意與中共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反對毛赫五項建議,使赫爾利很失望,但赫爾利又接納了蔣介石的三項建議,試圖說服中共讓步接受蔣介石的反建議。

中共對赫爾利的搖擺不定感到憤慨,毛澤東指責赫爾利爲什麽和他簽訂了五點建議,又倒過去同意蔣的三點建議。毛澤東對美國延安代表團團長鮑瑞德說:“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籃子,要靠人施捨。,,,如果美國不援助,還可以轉向英國和蘇聯嘛!”但毛澤東仍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美國進行合作。赫爾利的這次調停失敗,與他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有很大關係。

儘管中共不接受蔣介石的三點建議,但聲明無意關閉和談之門。中共發現赫爾利等人是親蔣的,但也有鮑瑞德等一些美國人是親共的,中共想衝破蔣介石和赫爾利的封鎖,直接與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建立聯繫。1945年1月9日,毛澤東交給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轉給羅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個代表小組到美國訪問,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直接講述中國的複雜內部問題。如果羅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來打算親自赴美國訪問。從現在披露的情報來看,羅斯福並沒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誰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無法查明。


1945年1月24日,國共雙方的談判再開。中共代表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堅持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後,才能開始談判聯合政府的問題。最後雙方於2月3日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取代現行的國民大會,爲建立民主憲政開闢道路。但在統一軍隊和共產黨參政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還需要進一步談判。

1945年2月23日,朱德經由美軍官艾芬士上尉向美軍中國戰區最高參謀魏德邁申請二千萬元美元貸款,作爲對日作戰經費,被赫爾利阻止。中共一直無法與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取得聯繫,打不開對美局面,並且又得不到蘇聯的實質性支援。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發表了《愚公移山》講話,表達了中共即使沒有國際支援也要堅持到底的決心,同時批評蔣介石政府“要把中國引向黑暗”。

正在美國撮合中國聯合政府之時,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雅爾達召開了雅爾達會議,會上羅斯福背著中國政府,與史達林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雅爾達協定”,以換取史達林的對日出兵。“雅爾達協定”關於中國的內容如下:

一、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
二、大連港爲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具有優先權。
三、蘇聯租借旅順作爲其海軍基地。
四、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

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透露雅爾達會議的內容,蔣介石預感到雅爾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蔣介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3月15日,蔣介石通過中國駐美使館得知雅爾達密約的具體內容後非常憤慨,他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己賣華乎?惟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

當時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出兵。蔣介石沒有估計到日本會那麽快投降,以爲日本還能堅持一年左右,所以蘇聯一旦出兵,蘇軍就會以消滅在華日軍爲藉口,進軍大部甚至整個日占區。蘇軍一旦進入中國,就不會輕易撤走,要換取蘇軍從中國撤軍,還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更有甚者,如果蘇聯象處理東歐佔領區那樣,把進入中國的所到之處都建立共產黨政權,蔣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萌發了與日本單獨停戰講和的念頭。蔣介石希望日本放棄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慶與日本簽署和平協定,日軍從中國撤軍,把日占區交給蔣介石政府。蔣介石對日單獨講和的著眼點有二:一是一旦日軍撤出中國,蘇軍就沒有了進入中國的藉口;二是可以保證得到日占區的領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國單獨與日本講和當然要得罪美國人,不過蔣介石認爲既然美國可以做出犧牲中國換取蘇聯對日作戰之舉,中國這樣做也不算背信棄義。

1945年3月16日,繆斌奉蔣介石的密令乘飛機來到東京,與日方密談單獨講和一事。當時繆斌名義上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長,實際上卻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繆斌到日本時,攜帶一部可以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的無線發報機,把密談的情況隨時報告蔣介石,並直接接受蔣介石的指令。

繆斌首先提出要直接與天皇會談,但繆斌並不持有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也沒有什麽其他信物可以證明他是蔣介石派來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對繆斌的身份尚有懷疑,所以不同意繆斌見天皇,而是讓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會見繆斌。3月18日東久彌宮會見繆斌時,開門見山地說:“在我們會談以前,請先生先回答我三個問題。”
繆斌說:“請講。”
東久彌宮問:“第一,重慶承認天皇嗎?”
繆斌答:“承認。”
東久彌宮問:“第二,爲什麽要與日本和談?現在美軍已顯示出壓倒性的優勢,直率地說,日本對戰爭已經絕望了。”
繆斌答:“重慶並不願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毀,因爲中國的安全也要依賴日本的繼續存在。如果日本在滅亡前與美國停戰講和,日本就會成爲中國的防浪堤,可以將蘇俄進入中國的危險防患於未然。”
東久彌宮問:“第三,爲什麽要直接與天皇會談?”
繆斌答:“日本政界沒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東久彌宮對繆斌的直率回答很滿意,認爲繆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東久彌宮問起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繆斌說中國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點:一、取消汪精衛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軍立即從中國撤退,將日占區移交重慶政府;三、中日單獨簽署停戰協定,中國負責斡旋日本於美國之間停戰講和。東久彌宮聽後認爲可以接受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年7月18日,東條英機內閣倒臺,小礬國昭繼任首相。小礬也十分支援繆斌帶來的和平方案,1945年3月21日,小礬首相召開了各大臣參加的“最高會議”,商討繆斌帶來的蔣介石和平方案。儘管小礬一再堅持與中國單獨講和,但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均反對,他們認爲單方面從中國撤軍會導致軍心渙散,也反對抛棄日本支援了多年的汪精衛政府。最後小礬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與中國講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聖斷”。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對,這樣失去了各方支援的小礬不得不辭職,1945 年4月5日小礬辭職後,由鈴木貫太郎繼任首相。鈴木也曾設法與重慶和談,但得不到軍部的支援,最後不了了之。繆斌得知日方的商議結果後感歎說:“日本的政治家都是豬腦子。”

繆斌這個人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繆斌1921年考入南洋公學(現上海交大)電氣科後,加入國民黨,1923年黃埔軍校成立時,他出任無線電科教官。1925年2月東征陳炯明作戰中,繆斌組織了敢死隊,帶頭冒死沖入敵陣,一時被譽爲國民黨軍中的英雄人物。繆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26年北伐時,繆斌出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正黨代表爲汪精衛),1928年北伐勝利時,繆斌任陸軍中將。1929年,26歲的繆斌出任江蘇民政廳長的重職,但不久遭排擠下臺。此後繆斌一度留學美國,回國後隱居著書。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繆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但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

美軍佔領日本後,從日本檔案裏發現中國單獨與日本秘密講和的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中方代表繆斌出庭作證,但繆斌已被中國處死。原來抗戰勝利後不久,繆斌作爲漢奸被逮捕,並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死。繆斌是蔣介石政府處死的第一個漢奸,不免讓人感到有殺人滅口之嫌。繆斌死後,繆斌的日本朋友爲他建了紀念碑;1950年,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在東京主持了繆斌的追悼會;1991年在東京稻荷神社爲繆斌樹立“顯彰碑”,封繆斌爲“和平神”。日本人認爲應該感謝繆斌冒險到日本謀求和平的行動,繆斌最終因此而死,故樹碑表示紀念。

蔣介石政府雖然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但是由於腐敗,卻失去了中國民衆的民心。在抗戰時的艱苦環境下,不僅底層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公務員、教師和學生也掙扎在饑餓線上,承擔著戰爭帶來的犧牲。可是他們周圍的有權有勢之人,卻明目張膽地在戰爭中聚斂財富,發戰爭橫財,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恨。很多知識份子並非親共產黨,也不贊成共産主義,但他們更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然而中國卻沒有第三條道路讓知識份子們選擇。

一些歷史學家著書說二戰後美國積極支援蔣介石反共,爲蔣介石出錢出槍打內戰,這是有違於歷史史實的。美國固然反共,但美國並不贊成蔣介石用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蔣介石把共產黨作爲一個合法的民主政黨對待,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則堅持用暴力方法消滅共產黨,這是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點。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19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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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3年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多次向羅斯福索要10億美元貸款,並聲稱如果美國不給貸款中國就要停止對日作戰。蔣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很多美國人,他們說:現在美國就像欠了中國的債一樣,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佔領國土的義務,好像中國軍隊是美國的僱傭軍,對日軍作戰純粹是爲了幫助美國打仗,不給錢就不打。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並非真的沒有錢。據美國方面調查,當時中國富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約有33億美元,如把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來充作軍用,足夠再抗戰5年。支援重慶國府的富裕階層自己不肯出錢打仗,卻利用戰爭向美國伸手要錢,這讓美國人十分反感。美國國會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國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後,再也沒有批准向中國貸款一美元。

最初美國並沒有考慮向中國貸款,而是準備無償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讓中國軍隊承擔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就像美國無償提供蘇聯武器,讓蘇聯承擔對德作戰的主要任務一樣。而蔣介石政府卻提出要美國提供美金形式的經濟援助,對美元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武器裝備的熱情。美國人開始明白蔣介石的用心:試圖用美元來維持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把維持自己的統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願在對日作戰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隊,因爲在中國誰有更多的槍,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爲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資。但這些援助物資,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爲“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資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份便下落不明瞭。不久這些戰略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資的走私貪污稱爲“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另外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慾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份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爲“宋氏賊團”。

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 “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 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導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導在《時代週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衆的需求,強徵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週刊》的報導後大怒,認爲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週刊》解僱寫該報導的記者,但被《時代週刊》拒絕。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向蔣介石問起河南大饑荒的情況,蔣介石卻對此話題表現的十分冷漠。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後說:“對於中國民衆的悲慘狀況,中國政府明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另外蔣介石在1943年寫成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因於外國人的侵略掠奪,推卸中國政府的責任,讓美國人讀後非常不快。當時美國輿論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是:“頭腦頑固的冷酷獨裁者”。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爲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位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爲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佈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 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衆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份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援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爲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被迫出兵, 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爲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佔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 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佔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爲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傢俬。

面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産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 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爲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中國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表現非常不滿,爲甚麽中國軍隊一再敗退?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視察,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裏。這時延安的中共乘機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他們想對日軍發起反攻,但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們對日作戰,希望美國直接向延安提供軍事援助,50萬共產黨軍隊就會立即向日軍發起反攻。中共同時利用美國人喜歡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責蔣介石政權不講民主。駐紮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林祖函等人,也頻繁出入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抱怨蔣介石政府壓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與蔣介石政府的避戰保存實力相比,中共的積極對日作戰姿態,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傳,使不少美國人耳目一新,對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也稱讚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戰熱情高漲。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時,特別提出要派一個觀察小組到延安視察。蔣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國人訪問延安,但在華萊士的再三堅持下,被迫同意美國觀察小組訪問延安。

1944年6且18日華萊士到達重慶,蔣介石爲了給華萊士一個好印象,把重慶的乞丐全部關進了收容所,但華萊士對重慶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華對蔣介石政府的評價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援的落後無知的政府。”華萊士到達第二個訪問地昆明後,向羅斯福發了如下的電報:“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援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産生出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戰後中國的領袖出自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多次向羅斯福建議改革中國軍隊,這時羅斯福也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必要的,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1944年7 月7日,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鑒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爲此我把史迪威晉升爲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由於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下連連慘敗,蔣介石也不好公開拒絕移交軍權。但作爲政壇老手的蔣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戰術,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說,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拉攏美國政界要人爲他說情。

8月23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催促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讓步,請羅斯福派一個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爲特使,於9月6日到達重慶。9月12 日,蔣介石與赫爾利特使的會談達成以下結果: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爲“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9月13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電報,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裝備五個美式機械化師。

雖然名義上史迪威已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分外惱火。這時羅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史在信中說蔣介石準備抽調緬甸遠征軍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羅斯福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於9月18日發電給史迪威,並請史迪威轉交一封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向部下發佈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發完電報後羅斯福感歎說:“如果對方是歐洲國家政府的話,恐怕就不需要這樣的電報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羅斯福的電報面見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郊外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赫爾利特使也在場。史迪威本想讓翻譯當衆宣讀該電報,但赫爾利阻止了史迪威,把電報譯文交給蔣介石,說:“閣下自己看吧。”蔣介石看了電文後,沉默片刻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裏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這時宋子文看到58歲的蔣介石,競像幼兒一樣抱頭嚎啕痛哭。羅斯福竟然不顧蔣介石國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讓蔣介石交出軍權,極大損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以至於到失聲痛哭的地步。蔣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爲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已無法再拖延,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蔣介石的戰術是: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請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9月20日,蔣介石對赫爾利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爲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物也。”另外,蔣介石把國家的名譽和蔣自己的名譽聯繫在一起,聲稱中美合作必須是友好、和善的,絕不能有一絲強制性,絕不容許損害“中國國家與個人的人格”。

9月24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答應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永遠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9月26日,蔣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餘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餘合作,且以爲受任新職後,餘將反爲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賦予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盡力之所及,支援其作戰,加強其許可權也。”

蔣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線:“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把國家與個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戰勝敗倒在其次。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爲難,9月25日以後,羅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猶豫不絕。美國雖然不喜歡蔣介石,但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華萊士說:“除支援蔣介石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我們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響蔣氏採納中國進步人士的建議,對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頻頻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電說:“如總統支援史迪威將軍,則要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請總統另派一位能夠與蔣主席協力合作的年輕將領。”10月18日羅斯福最後決定讓步,調回史迪威,派魏德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同時,把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離,中國戰區由魏德邁指揮,緬印戰區由索爾登指揮。

史迪威被召回國,蔣介石甚爲高興。10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上這樣寫道:“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啓起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乃可按計劃實施矣。”10月20日蔣介石在史迪威辭行時對史說:“我們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長。”蔣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勳章,被史迪威拒絕,但史迪威在啓程前,卻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道別。

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於10月31日到達重慶,魏德邁比較尊重蔣介石,不像史迪威那樣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對魏德邁很滿意。蔣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對魏德邁作了一個評價:“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傚法之也。”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抗爭中贏得了勝利,但蔣介石卻是事實上的輸家,因爲蔣介石搞糟了國民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國不再積極支援蔣介石政府,所以蔣史之爭也爲日後蔣介石政府的垮臺埋下了伏筆。史迪威被招回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批評蔣介石政府的文章,進一步損壞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輿論界的形象。史迪威離任後,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爲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併進行美式訓練,但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更爲嚴重的是,蔣史之爭降低了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美國預計發動對日本的總攻要犧牲100萬以上的軍人,因此羅斯福希望中國共同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可是中國的現狀使羅斯福對美中聯軍共同反擊日軍的設想完全破滅,不得不請蘇聯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當然不給蘇聯好處,史達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1945年美英蘇三國首腦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方式,來換取史達林對日作戰,也可以說是蔣史之爭造成的間接後果。

蔣介石得知“雅爾達密約”後非常氣憤,曾一度派繆斌到日本,密談與日本單獨講和之事,但最後蔣介石還是被迫於1945年8月承認了“雅爾達密約”。蔣經國到蘇聯簽約時,向史達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史達林回答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雖然史達林答應羅斯福向日本開戰,但史達林並沒有準備立即開戰。據最近俄國解密的秘密文件,當時史達林準備等美日中三國打得筋疲力盡後,再出兵佔領中國長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滿洲國兩個國家作爲蘇聯的衛星國,把中國北部交給中囯共產黨,只把中國南部讓給美國。但美國發明了原子彈使史達林不得不改變計劃,蘇軍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急忙出兵滿洲,但史達林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落空。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的結果就有可能使中國出現南北朝鮮那樣的國土分斷結局。

史迪威本人態度的確比較傲慢,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國的角度來看,羅斯福強要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過於腐敗,國際形象很差,還要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援和經濟援助,所以無法無畏無懼地向美國抗爭。蔣介石試圖對羅斯福說“不”,結果導致羅斯福向蘇聯出賣中國利益、割讓中國領土的結局。總而言之,落後就要挨打受氣,這是近代中國無法擺脫的命運。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9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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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1年12月美國和日本開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開始爲一個問題煩惱:從國力軍力上來看,美國打敗日本問題並不大,但問題在於美國打敗日本要花多大的代價。美國畢竟是個民主主義國家,不能象獨裁國家那樣要求人民爲了領袖無限制地奉獻生命財産。如果在對日作戰中美國人犧牲太多的話,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就會擡頭,政府就不得不順應民意與日本中途停戰講和。
後來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也表現了美國人的這個特點。其實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把賭注放在美國經得起物資的消耗,卻經不起人員的消耗這個弱點上。日本軍部認爲如果日軍給美軍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美國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默認東亞和東南亞爲日本的勢力範圍。

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就考慮開闢第二戰場,讓第三國參戰來分擔美軍的人員傷亡消耗。1942年1月1日在美國的牽頭下,26個國家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對德意日作戰。但這些國家大多是弱小國,美國對他們並不抱多大指望。當時羅斯福考慮到能夠有效幫助美國共同對日作戰,分擔美軍人員傷亡的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中國和蘇聯。

羅斯福首先考慮的是英國,英國人當然是美國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國當時正忙於歐洲和北非戰事,對在亞太地區開闢第二戰場是心有餘力不足。駐香港和新加坡的英軍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不久便戰敗,向日軍投降。不過駐紮印度的英印聯軍還是一隻可以依靠的力量。

羅斯福第二考慮的是中國,一來中國已經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軍發動反攻是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事;二來中國的人力資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彈藥。所以羅斯福設想了一個“美國人出錢,中國人出力”的方案,美國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由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區開闢第二戰場,聯手打擊日軍。但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到底有多大戰鬥力心裏沒底。

羅斯福第三考慮的是蘇聯,蘇軍的戰鬥力強,在戰術上是美軍的最好幫手。但羅斯福不敢肯定史達林是否願意對日作戰,因爲蘇日兩國之間1941年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根據該條約蘇聯有保持中立的義務。羅斯福不知道史達林是否願意撕毀條約向日本開戰,或者史達林會爲向日本開戰而漫天要價。另外出於防共的考慮,羅斯福也不很情願蘇聯出兵中國和日本,因爲這樣有可能使中國和日本“赤化”,成爲美國日後的敵人。基於以上的考慮,羅斯福決定首先武裝中國,向中國提供物資武器裝備,試圖讓中國承擔起太平洋戰場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國實在不行的話,再考慮蘇聯的參戰。

所謂“蘇日中立條約”是蘇聯在歐戰爆發後,爲避免兩線作戰的困境,於1941年 4月和日本簽訂的有效期爲5年的條約。該條約規定蘇日兩國在條約簽署後的5年間保持相互中立,蘇聯承認“滿洲國”,尊重“滿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則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實這是兩國對中國領土的瓜分。

在向中國運送武器物資方面,美國又遇到了難題。因爲當時中國的出海口均被日軍佔領,只有通過陸路向中國運送軍備物資。蘇德戰爭爆發後,經由蘇聯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國的印緬道路成爲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出兵佔領英屬緬甸,切斷了印緬道路。所以美國希望英印聯軍和中國軍聯手打通緬甸道路,以便向中國運送軍火武裝中國。1942年3月,中國派出緬甸遠征軍,由美國中將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英軍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試圖奪回印緬通路。

1942年1月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後,蔣要求美國派一個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1942年3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原是駐中國使館的武官,是個中國通,能講流利的中國話。史迪威對中國社會的實情十分瞭解,他對中國政府的腐敗非常不滿,他常說:“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的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義者,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他剛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但蔣介石對他的計劃毫無興趣。不過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緬甸遠征軍全權總指揮,羅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長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發現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存在嚴重問題。歐美國家軍隊的軍官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不管是誰,只要有指揮權就能指揮調動軍隊。中國則不然,中國軍隊的上下級關係由個人恩惠關係決定,軍官只聽從某個人的命令,其他人即使有指揮權,也指揮不動軍隊,是典型的私家軍。雖然蔣介石明言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歸史迪威,但事實上緬甸遠征軍只聽從蔣介石的命令,史迪威並不能有效指揮軍隊。

英印聯軍和中國遠征軍的這次作戰被日軍打敗,英印軍退回印度。由於中國遠征軍退回中國的退路被日軍切斷,史迪威命令中國軍隊撤往印度,但蔣介石越權指揮,命令中國軍隊撤回雲南(蔣介石經常越權直接指揮,對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評)。最高指揮部的不統一使遠征軍的軍官們十分爲難,結果有兩個師聽從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則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撤回雲南。在退回雲南途中,遠征軍迂迴穿越人跡未至的原始森林,結果饑餓和疾病導致士兵大量死亡,10餘萬人的部隊最後回到雲南的只有4萬人。撤往印度的兩個師改稱中國駐印度軍,駐紮在印度的蘭姆咖。駐印度軍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訓練並採用了全式美式裝備,後來成爲中國最精銳的部隊。

史迪威從印度回到重慶後,要求處分那些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將軍。根據歐美國家的軍法,軍官不服從上級命令要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史迪威稱他作爲遠征軍全權總指揮,部下不聽他的命令理應受到懲罰,提出要槍斃四個不聽命令的師長。但歐美的一套在中國行不通,蔣介石採取了寧人息事的方法,將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調任,五十五師師長陳吾勉處分了事。史迪威對此非常不滿,認爲必須對中國軍隊進行結構上的改造,由於他對蔣介石的部隊無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親自訓練一隻10萬人中國軍隊的計劃。史迪威說:“如果給予正確的指導,中國軍隊不遜於任何國家的軍隊。”當時退到印度的中國軍隊約有1萬餘人,史迪威要求蔣介石向印度空運人員,把駐印度軍補充到10萬人,但蔣介石對此十分冷淡,因爲蔣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隻不聽他指揮的強大軍隊。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蔣介石前後只向印度空運了1萬多人,使史迪威的10萬人訓練計劃受到很大挫折。

由於第一次緬甸戰役沒有打通印緬道路,美國只得靠大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向中國運輸物質,運輸量平均每月1000噸左右,並不能滿足需要。1942年歐洲和太平洋戰區都十分吃緊,美國無暇顧及中國戰區,所以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中國戰區比較平靜,沒有什麽大的戰事。1942年10月10日雙十節,蔣介石向中國國民發表聲明,強調中國已成爲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四強(美英蘇中)之一。英國首相邱吉爾聽後說:“(中國)是四大強國之一,別是笑話吧。”1942年 10月以後,蔣介石開始向英美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香港等殖民地。在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不肯讓步,中英雙方談判一拖再拖,最後中方讓步,於1943年1月11日和美英簽訂了香港問題除外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

可是在兩天前的1943年1月9日,汪精衛政府與日本鑒定了包括歸還香港、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協定。國民黨搞國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汪精衛作爲蔣介石的老對手趕在他以前簽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讓蔣介石十分不快。蔣介石說:“新條約一再拖延,讓汪僞搶先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爲終身憾事。儘管人們對汪僞的條約視同兒戲,但中美新條約晚於汪僞發表,仍難免讓人感到難堪。”此後蔣介石和英國的關係日漸冷淡,這也導致英國在1950年最早承認中共政權,因爲當時中共沒有明確要求英國歸還香港。

1943年下半年,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均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羅斯福建議召開一次美英蘇中四國首腦會議,但蔣介石不願意和史達林一起開會,因爲蔣介石怕史達林提出領土問題。假如史達林在會議上要求蔣介石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蔣介石承認了就要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無法向國人交代;如果蔣介石不承認而美英兩國又支援史達林的話,中國就會在會議上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後來羅斯福提議分別召開一個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和一個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和史達林都表示同意。

 1943年11月,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進行了首腦會談,這是蔣介石在二戰中唯一一次參加國際首腦會議。羅斯福邀請蔣介石一起開會,亦是希望蔣介石今後能主動積極對日作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返還日本武力奪取的東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邱吉爾均表同意。但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麽興趣。羅斯福希望蔣介石儘快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則言語支吾,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後,才可能發起大規模作戰。羅斯福雖然對此口頭上表示諒解,但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Elliott)的回憶錄,羅斯福在開羅會見了蔣介石後說:“我現在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産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我相信蔣介石的確在妨礙史迪威的訓練計劃。”

隨後召開的德黑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上,史達林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史達林說:“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臺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根據中共提供的情報,蔣介石並沒有把美國的援助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與共產黨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更加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史達林要求羅斯福支援積極抗戰的中囯共產黨部隊,羅斯福答應考慮。當時一些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寫了不少讚美共產黨清廉、八路軍勇敢善戰的報導。

與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相比,美國人對中共産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國人甚至認爲既然國民黨不積極抗日,美國就應該直接支援中共抗日。此後美國積極與共產黨接近,美國接近共產黨並不是美國人支援共産主義,而是美國人想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把美國提供的武器優先裝備自己嫡系部隊的作法,史迪威說:“美國軍援的分配,應該以軍隊能否作戰作爲標準,包括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內。”

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同情中國,對中國有求必應,向美國提出了不少條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國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當時羅斯福不好薄蔣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絕,只是說他個人同意,但要經過國會批准。但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個人同意就等於美國同意了,多次向羅斯福催要這10億美元。在開羅會議上決定中國軍隊和英國海軍於1943年年底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奪取印緬道路。但後來美英更變了作戰計劃,英國海軍不配合中國進攻,羅斯福要求中國先單獨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閣下同意計劃的變更嗎?”蔣介石回電說:“如果閣下給我10億美元,再把空運量加倍的話,我就同意。”

蔣介石強調,除非有英國海軍配合,或者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否則中國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後到1944年雨季以後。蔣介石的態度激怒了美國人,只張口要錢,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國軍閥又有什麽兩樣?史迪威質問蔣介石:“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的話,中國就要停止抗戰嗎?”蔣介石回答說:“中國已經單獨抗戰6年了。”史迪威反問道:“這也能作爲條件嗎?”蔣介石無言以對。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決定在中國成都修建機場,作爲美軍飛機轟炸日本的基地。蔣介石動員了45萬民夫在不用任何機械的情況下,僅用60天修建成了機場。機場建成後,蔣介石給羅斯福送去了帳單,要求美國支付機場建設費用8億美元。羅斯福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大怒:修個機場要這麽多錢,簡直成了無賴欺詐。羅斯福給蔣介石回電,強硬地說:請閣下協助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向緬甸的日軍發起攻擊,否則美國將斷絕一切援助。

另外10億美元的貸款也引起美國人的爭議,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雖批准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到1943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2.4億美元。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2.4億美元中有8000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中國政府後來雖然對此作出了一些解釋,但美國人對中國官員“公私不分”使用國家資金的方式非常惱火。結果蔣介石要求的10億美元貸款1分也沒有得到,而且羅斯福還決定,美國用於中國戰場的開支每月將限制在 2500萬美元以內。

﹝未完待續﹞

2000年12月20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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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28日訊】讀了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即所謂“孫文賣國檔案”,不禁爲其滿紙的“書生氣”而啞然失笑。中國話的“書生”翻譯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國的“書生之見”與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常把只知道讀書,不懂得社會實際的人稱爲“書生”。袁教授讀書破萬卷,但他這篇力作滿篇“書生之見”,不免讓人感到惋惜。
中國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國歷次革命中,書生秀才們煽風點火,抛輿論造聲勢,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但真要書生秀才們去領導革命,他們就不行了。清末康有爲、梁啓超等一批書生發起一個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運動,煽動起一場戊戌變法。但這幫書生秀才們只會說不會做,他們不知道政治的複雜性,單單憑著書本知識,試圖在中國照搬日本的明治維新,結果很快就失敗了。

陳獨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學者,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可是讓他當共產黨的總書記卻不行,勉強當了幾年總書記邊便共產黨的自己人趕下了台。1931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派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試圖讓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蘇聯學習非常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只知道書本上的共産主義理論,不懂中國的實際國情,企圖在中國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結果也是輸的一敗塗地。相反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党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囯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爲什麽這些書生領導不了共產黨?就是因爲他們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不懂得現實中的“政治”與書本中的“主義”和“原理”完全是兩回事。

這裏我們看一下袁教授的“書生之見”吧。袁老從書縫中找出不少孫中山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或準備簽訂的)所謂“出賣中國利益”的文件證據,並在最後鄭重其事地說:【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

之所以說袁教授是“書生之見”,是因爲他用書本上的“國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實際現實中的“國家利益”。袁老指出孫中山曾經試圖“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並把這作爲孫中山賣國的鐵證。當然袁老指出的這些證據確實屬實,不過據此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帽子,倒是顯出袁老天真的“書生氣”。

當時孫中山一批人結成革命黨同盟會,他們的首要任務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暴力推翻滿族人的異民族統治,恢復漢族人的主權。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目標,爲了達到這個目標,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經費。在經費方面,革命黨沒有政權,他們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取資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經費,向外國政府借款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可是外國政府並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給他們一定的“好處”,不給他們一些利益,他們是不會隨便借錢給革命黨的。孫中山“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不過是革命黨的一個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談得上什麽“錯誤言行”。

世間沒有免費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的革命黨人也對此有所考慮。儘管武昌起義成功,可是革命軍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滿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戰爭進行的不順利,革命軍與清政府軍長期對峙,這時外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對於外國列強來說,是支援革命政府還是清政府,取決於誰給他們的“好處”多,也就是哪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較多,他們就支援哪個政府。

因此當時革命家們的策略有“上下兩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復滿清政府的全部領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復中原十八個漢族人省份的主權,把滿蒙疆藏“出賣”給列強,以換取他們對革命的支援。以前清政府只准許漢族在十八個內地省份居住,這十八個省是直隸(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蘇、江西、福建、四川、陝西、甘肅、貴州和雲南,關外的滿洲(東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是不允許漢族隨便遷入居住的。當時革命黨人的“野心”並不大,“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個內地漢族人省份中恢復漢人的主權,革命只要恢復了內地十八省的漢人主權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和滿洲(東三省)的主權都可以放棄。宣統三年武昌起義時,起義軍打出的革命軍旗是“十八星旗”,這“十八顆星”就是代表內地十八個漢族人居住的省份,後來也有人稱其爲大漢族主義的旗幟。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壞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讓滿蒙”的許諾,表現出政治家應有的未雨綢繆策略能力。不過後來南北戰爭很順利,滿清朝廷在袁世凱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讓權,這時“出賣”滿蒙疆藏就沒有必要了,孫中山對日本做出的“賣國許諾”也就自然收回,沒有變成現實。這種政治策略,對於“兵不厭詐”的政治軍事世界來說,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國偏有這麽一幫讀書人,專門喜歡從書本裏引經據典,給人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從孫中山的故紙文件中考證出一堆“賣國罪證”,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大帽子。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麽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只念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爲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政治家不是宣言“仁義道德”愛國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謀求實實在在利益的“小人”。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易,而且國際政治不受法律的約束,撕毀條約,背信棄義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戰期間,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蘇聯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進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後來美國與中共建交而抛棄臺灣的行爲,也曾被蔣介石罵爲“背信棄義”。中國祖宗流傳下來的兵書裏講得很明白:“兵不厭詐”,可是愛談論仁義道德大道理的書生們,卻偏偏不讀這些講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書。

在辛亥革命的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是滿蒙領土被日本吞併,而是整個中國被列強瓜分。中國革命家的第一任務就是保存中國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強瓜分,而不是保全滿蒙的領土。如果中國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里還談得上保全滿蒙?孫中山放棄滿蒙,保全中國本土的想法,不過是在當時緊迫情況下的丟卒保車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賣國”的罪名,豈不是太冤了?

毛澤東打仗勝利的法寶之一就是不計較一個城池的得失,保存實力最重要,有了實力,失去的城池,以後還能收回來。在辛亥革命的緊迫環境下,保全中國本土十八省的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只要中國本土的統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國的靈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中國本土實現了富國強兵,即使把滿蒙疆藏“出賣”了,日後也是可以收回的。臺灣不就是在被“出賣”後又收回來了嗎?

退一萬步說,“出賣”的領土即使收不回來了,也未必是絕對的壞事。我們不妨反過來看問題:領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別是武力強佔的領土,爲了維持鎮壓這些地方的反叛勢力,國家要花費很多人力物力,這些不安定的領土,不但不能成爲國家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爲國家發展的障礙和負擔。戰後英法兩個最大的殖民國家,被四處蜂起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搞得頭疼腦熱,大大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發展;相反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丟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領土也縮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國家的核心部分,可是這兩個戰敗國家卻出現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他們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縮小了領土,同時也減少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可以輕裝上陣,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丟掉領土反而成爲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福音。

前蘇聯在二戰後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這些國家日後屢屢成爲蘇聯政治地震的發源地,波羅的海三國率先發起的獨立運動,最終引發了蘇聯的總崩盤。如果史達林當時沒有吞併波羅的海三國,蘇維埃聯盟也許會更長壽一些。同樣中國辛亥革命後,如果像革命軍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樣,中國只剩下本土的漢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獨立出去,現在中國就少了很多頭痛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現在更好。事實上西藏、蒙古、新疆這些地方給中國本土帶來的政治經濟負擔,遠大於它給中國本土帶來的利益。

如果當年羅斯福總統沒有好意把臺灣歸還中國,讓臺灣獨立了,現在中國就不會有煩人的臺灣問題。不幸的是,現在臺灣問題正成爲引發中國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這個地震源一旦爆發大地震,說不定真的會引發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的總崩盤,這正應驗了中國一句古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假如當年孫中山一夥革命黨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賣”出去,反而爲中國今後的長期安定發展鋪平了道路,我們現在說不定要感謝他們自己背下“賣國”的駡名,造福了中國的老百姓。

儘管孫中山是一個書生氣比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見識還是遠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謂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不過是他這樣迂腐的書生難於理解而已,頭腦靈活的政治家們大概沒有不理解的。我們不妨反過來看袁老給我們提供的寶貴資料,會看到孫中山是一個有政治遠見、有靈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國家富強的道路上,中國最需要頭腦機動靈活的政治家來牽引。古訓雲:“書生清談誤國”,可惜中國有太多迂腐的書生,卻有太少靈活應變的政治家,不免讓人折腕而歎。

2004年7月27日寫於日本

 附錄
――――――――――――――――――――――――――――――――――――――――

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孫文“賣國”檔案)

袁偉時

政治家和政治組織的內外政策是交相爲用的。與其對內政策緊密聯繫,孫文的對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從民初開始,這些記錄在國內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斷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史家中對有關事實毫不知情的,大約十分罕見。不過,在中國大陸 ,人們沒有把這些史料系統排列出來,加上標準教科書諱莫如深,一般讀者知道真實情況的似乎也不多。請讀者允許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據中國大陸近20年的出版物,將有關事實抄錄如下:

第一,"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約摸在1900年6月初,孫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孫文一生從未得過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說他是博士純屬以訛傳訛。可能是Dr.——醫生的誤譯。他是醫學院畢業生,也行過醫。)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爲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孫中山抵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孫博士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爲了取得法國的支援,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這三個人建立了一個''辛迪加''……孫博士任命布思爲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爲四期攤付給孫博士。"

第三,武昌起義後,孫文到了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博士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 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 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對於日本的態度,他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第四,出賣滿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爲之抛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

第五,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日,又電告阪穀:"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穀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劄》,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劄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劄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爲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 "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穀,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爲消滅。"

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的特權交給一個曾任外國內閣大臣的外國人,擔負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大事。孫文如此輕率地處理,雖然當時沒有辦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就事情本身來說,應該說是大衆傳媒履行監督政治家這一類公共人物的職責的大好事。袁世凱政府雖曾利用此事批評孫文,但這正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勢力互相批評、監督、爭取公民信任應有的常規。中國公民有權知道這一類資訊,20世紀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專橫,恰恰是與執政者實行愚民政策,拒絕公開政務息息相關的。

第六,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宋案發生以後,孫文認爲"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孫文與袁世凱都不惜代價,爭取日本的支援。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佈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有四個要點:

 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爲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迴旋之餘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爲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 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党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爲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爲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爲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夥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爲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佈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歎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爲。"內外疑謗叢集,真僞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爲。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家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於5月9日接受。

面對涉及國家存亡的重大鬥爭,全國人心激動。原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人士紛紛提出"一致禦侮"的主張。"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潛……等十一人,聯合發表公電,提出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之說。在美洲的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等……亦聯合致電孫中山,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爲國人藉口'' 等語。"

 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也聯名發出通電,總結民國建立以來的政治經驗,鮮明地提出:

 1,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假借外力"。他們說:"至言假借外力,尤爲荒誕…… 一族以內之事,縱爲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這是針對報刊的種種傳聞表明自己絕 "不危及邦家"的立場。

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訓,表示決不輕言革命。"國人既懲興等癸醜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他們認識到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底,這是國人對他們的懲罰,因爲他們忽視了國人要求安定的情緒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 3,仍要堅決反對專制統治。他們進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蔔之政象良惡。""至今空屍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不但導致內政極端腐敗,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迹,非其不能,實乃未可……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 爲了抵禦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須改變這個狀況。

黃興等人的反思頗爲深刻。他們對外侮由來的分析,反對假借外力解決內政問題進而一致禦侮的主張,也是非常適時的。

黃興等人的主張曾廣爲散發和分送京、滬各報館刊登,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可是孫文等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另外一種主張。

先是在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業,其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又出任郵電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長等。犬塚、山田等敢於出面訂立盟約,背後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援。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爲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這封信和《中日盟約草案》與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 "二十一條"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國恥,是日本迫使中國殖民化的重要步驟。它的最後文本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了日本。條款之一是"中國政府嗣後如在南滿洲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顧問教官時,可儘先聘用日本人"。實際是把當地各級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儘先聘用"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詞令。

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爲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爲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爲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

歷史挺會捉弄人:袁氏慶倖力爭倖免的條款,卻被孫文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爲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再加上"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也就是說,以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種種特權是絕對不容其他國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考量其實質,這是把中國降爲附屬國的盟約。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的信,其中意蘊就更加清楚了。這封信說了些什麽呢?

 1,"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所以提出這個《中日盟約》。

 2,"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 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爲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 3,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爲主要合作物件,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這些主張的是非,筆者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兩件事:

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 "獨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的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於是,孫文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 "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系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爲自己的沈默辯護。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爲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四天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於此可見一斑。

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披露後,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文件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並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孫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山田挂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党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再加上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不應忘記的是,與此同時,他還重申了出讓滿蒙的主張。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國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條,孫中山爲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這個老同盟會員,1949年以後身居高位,生活在孫文備受尊崇的國土上,不可能和沒必要作假,其回憶顯然是可靠的。

不過,不管孫文提供多麽優惠的條件,日本政府對他們一夥的力量還是沒有什麽信心,仍然把袁世凱作爲拉攏和威嚇的主要物件。孫文和革命黨人僅是充當了威脅袁世凱的魔影。孫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鬥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爲誘餌,冀圖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第九,20年代,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據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內容包括:香克將幫助"中國政府(指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作爲回報"所有經香克氏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産生純利之三分之一 ,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爲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爲日本人"。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 等報刊曾連續追蹤報導。

以上確鑿而不完備的史料,揭示了孫文複雜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視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 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答案主要靠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有些問題在後面還會涉及。(http://www.dajiyuan.com)

10/28/2004 10:14: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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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歷史中完全抹殺,只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歷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歷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對中國的歷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歷史走到21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面目,重新認識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丑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艷史方面,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松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艷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1893年5月4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裡,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齲蝴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裡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遊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遊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進階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遊學。

當時公費遊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遊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遊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遊學生設定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遊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遊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遊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遊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下公派遊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遊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遊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製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模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遊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1905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遊學生1萬余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遊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遊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援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歷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輕的遊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遊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面。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32歲,孫中山40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1905年11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裡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
成科畢業,在260余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遊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儘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遊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遊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遊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面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道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模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麼樣子?”。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只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據,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裡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進階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願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福祉。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污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污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污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佈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複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1905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模式來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0000余日元(當時普通日本上班族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據的苦境。1908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援孫中山的孫派骨干,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畫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26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下四億民眾正如飢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遊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下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下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畫。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援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畫,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援,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干部。黃復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畫告訴黃復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復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復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還談什麼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愿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下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畫他和黃復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後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衛、黃復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麼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藉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志的關係。後來鄭毓秀感嘆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復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裡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復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裡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裡面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畫。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2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當天汪精衛、黃復生、陳璧君三人僱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只好終止暗殺計畫。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畫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方。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剎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8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閑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剎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橋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於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裡,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福祉。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該人走到銀錠橋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橋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於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後取走財寶。可是看到黃復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後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於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復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復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復生意識到他們的計畫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喻培倫建議他們現下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三天後又有報紙登出新聞,說銀錠橋炸彈案的凶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於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警察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斗和兇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製,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製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頭家要求他們作的。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檔案,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10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勛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由於清廷已經宣佈預備立憲,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衣冠文物國家之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復生視死如歸,保護同志的常烘,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污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已決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干。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製,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

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傑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後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麼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麼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模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模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下中國搞君主立憲,並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只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複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

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總是在兩條平行線上,誰也說服不了誰。當年汪精衛正值年輕的28歲,而肅親王卻是初老的45歲,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志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嘆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透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使一度陷於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彌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絕,滄波萬裡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但監獄中的生活畢竟是艱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變的陳米和一條咸蘿蔔,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過節則每人賞賜肉半斤。一天汪精衛正在苦嚼著黃米飯,忽然一個獄卒給汪精衛塞進十個雞蛋。這是誰送來的雞蛋呢?汪精衛拿著雞蛋仔細端詳了半日,在一個雞蛋上寫著一個小小的“璧”字,原來是陳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來了,是陳璧君買通獄卒給他送來的雞蛋,汪精衛忍不住熱淚流出了眼眶。汪精衛那天晚上抱著雞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獄卒悄悄對汪精衛說︰“你有什麼話寫封信,我會轉給送你雞蛋的那個人”。汪精衛感情激蕩,當即寫成一首《金縷曲》送給陳璧君。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愿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在《金縷曲》後面,又用血寫了五個字“勿留京賈禍”,讓陳璧君趕緊離開危險的北京。過了幾天,汪精衛收到獄卒轉來的陳璧君的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說︰“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面,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濃濃的高牆。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下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

汪精衛為陳璧君的真情所感動︰自己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變的話,根本沒有出獄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麼時候才會來呢?是10年後還是20年後?也許他見到陳璧君的那一天,雙方已是白發蒼蒼的垂暮之人,也許他永遠再也見不到陳璧君了。但又有什麼比這種心中的結婚更具有真正的愛情呢?汪精衛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個大字“諾”。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真情。於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參加革命。

此後革命的情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附應宣佈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佈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佈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1911年12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裡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後兩人再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後,返回他8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蘭西遊學。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這時中國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下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歷史倒車的民眾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歷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1912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採用西模式的共和製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贊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採用什麼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製”的支援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採用共和製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併,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麼“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製。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蘭西遊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裡。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遊學的法蘭西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蘭西,汪精衛進入法蘭西裡昂大學攻讀社會學。汪精衛在法蘭西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1915年12月,袁世凱廢除共和製,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參加了反袁護國軍。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面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佈取消帝製,恢復共和製,並在6月6日急病而死。

儘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民眾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在汪精衛流亡法蘭西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進階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從歷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製已經厭煩,使在中國複辟帝製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雖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凱的複辟帝製,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面,是由於中國沒有徵兵製、也沒有軍官退休制度。當時在中國征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征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制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只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本人的頭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孫中山周遭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1917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產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蘇聯宣佈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眾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產生了極大的好感。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援,以前積極支援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條後,已經遭到中國民眾的反感。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只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1924年6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進階干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只有廖仲愷積極支援聯共。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1924年10月,直系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1925年2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傳人。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麼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贊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贊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贊成。”沒有一字添改。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麼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麼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傳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傳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斗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傳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只好宣佈取消總理製,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制開始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傳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只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1925年3月12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交棒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歷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系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但孫中山歿後,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系鬥爭開始表面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援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廳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面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援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5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兇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只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透過了一系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佈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裡,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1926年4月1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1924年5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1925年10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遭的污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干撈不到什麼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污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麼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1923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援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只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援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徵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志,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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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4-27 15:52:18

1927年的張學良。
  張學良,字漢卿,1901年6月3日生於遼寧省台安縣張家窩堡,父親張作霖是奉系軍閥首領,北洋軍閥的末代領袖。

  張作霖出身綠林,深感門第微賤,吃盡了沒文化的苦頭,為改換門庭,光宗耀祖,張作霖極為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對長子張學良的教育。他一心想將張學良培養成為知書達理、具有遠見卓識的文武全才。

  張學良6歲時,張作霖就請了當地的舉人、名儒做張學良的家庭教師,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傳統文化,從而奠定了張學良“忠”“孝”的思想基礎。

  當時流傳在民間的歷史英雄岳飛、文天祥、戚繼光等人的英雄事蹟強烈地震撼著張學良的心靈。

  張學良出生的年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東北成了日本獨霸的地方。張學良看到日本婦女花枝招展在中國的土地上招搖過市,他感到這是中國的恥辱。

  1921年,張學良到日本觀秋操,日本軍方故意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張學良十分反感,決心“整軍經武”充實軍力。他回國後,購置飛機,建立了中國第一支空軍。

  ●博學多才學貫中西

  張學良將軍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不僅會打槍使彈,還會開汽車、駕駛飛機。

  張學良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直接與外國人交談,“西安事變”談判時,他用英語與蔣介石的顧問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宋美齡、宋子文交談,用歐美的歷史故事和當時的局勢說服他們團結合作共同抗日。

  張學良學習英語起步較早,但他的英文基礎還是在基督教青年會時期打下的。

  1917年,張學良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當時,張學良曾任瀋陽基督教青年會會長,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做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學良兩小時英語,介紹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學良的視野大為開闊。

  對於張來說,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學習外語和西方的科學知識。

  ●騎摩托車往返京津

  張學良不止一次駕機翱翔藍天,有時一些特別機密的會議,也都是他親自駕機前往,即使坐汽車張學良也總喜歡親自駕駛。

  “張學良愛好廣泛,喜歡嘗試新事物。”楊中州教授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前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30年代初,摩托車剛傳入中國,張學良將軍就喜歡上了這個“洋玩意兒”,自己也買了一輛。從北京騎到天津,再從天津返回北京,張學良騎摩托車在兩地間往返,行程中的勞累以及長時間的吹風使他患了重感冒,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

  收藏文物字畫與張大千成了終生好友

  上世紀30年代初,張學良在北京琉璃廠看上了一幅山水畫,此畫已被畫家張大千以400元預訂。年輕氣盛的張學良出價600元,當即買走。事後,張學良覺得不妥,欲向張大千道歉。後來,他聽說張大千到了華山,特意赴張大千住處拜訪。

  張大千很是感動,為張學良畫了一幅《華山山水圖》,張學良大喜過望,又設宴隆重款待。由此,張學良與張大千結下了深厚友誼,成了終生好友。

  30年後,張大千舉辦畫展,離開臺北時,有人送來一個包裹,拆開一看,原來是30年前張學良從琉璃廠“豪奪”的那幅山水畫。

  張大千逝世後,張學良面對遺容深深三鞠躬。

 ●為抗日寧可斷頭

  1931年7月19日,因石友三叛變,張學良下令討伐。把10萬東北軍調入關內,平息叛亂,導致邊防空虛。日本侵略者趁張學良生病住院以及東北邊防空虛之際,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日,流落在西安的東北學生以及西安各院校的學生齊聚張學良官邸前,遞上一份《上副司令書》:

  “我們要求副司令,不要再相信什麼‘調解’、‘親善’的辭令了!那是‘戲法式’的騙局。等到那一天,侵略者也決不會善罷甘休地交還東北。而只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造成積重難返的錯誤。也不要再信什麼‘三日亡國’、‘十日亡國’的濫調了!拿‘淞滬會戰’‘長城之役’鐵證,證明敵人並不是多麼可怕。我們拼著血肉的頭顱,一定可以達到回家之願。勝利則披甲還鄉,敗也願效‘田橫五百的義死’……副司令,率領我們奔向抗日的疆場吧!”

  張學良熱淚盈眶,當場表示收復失地的決心!他激動地說:“東北軍生在東北,長在東北,田園盧墓在東北,家鄉親友在東北……東北軍抗日是天經地義的。假如把我的頭割下來,國家便能富強,民族便能復興,那我張學良也絕無所惜!”

  ●“西安事變”遭終身監禁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剿”,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他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蔣介石拒不採納。張、楊兩人商量後,決定用“硬”辦法對付蔣介石,強迫其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

  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的東北軍包圍了蔣介石居住的華清池。淩晨4時,東北軍與蔣介石的哨兵在華清池內展開激戰。

  進入蔣介石房間時,發現裡面空無一人,衣服、斗篷、日記本、用具……淩亂地丟在房內,被窩裡尚有餘溫,一副假牙還浸泡在一個茶杯裡。

  沒捉到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在室內踱來踱去,焦急萬分。張學良說:“若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抗日,我仍擁護他做抗戰領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下自己的頭,請虎城拿到南京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由此而引起新的內戰。若是如此,我張某便成了千古罪人!”

  經過各方努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不記舊惡,多方調停,蔣介石在歷史轉折的最後關頭同意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為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不顧眾人勸阻,親自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周恩來聞訊,急忙驅車追趕,但到達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自食其言,扣押了張學良。張學良以終身囚禁的沉重代價促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金門眺望祖國大陸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蔣介石“扣張”、“審張”、“管束張”,自此,張學良被軟禁了半個多世紀。

  1959年春天,雖被蔣介石結束“管束”,但國民黨當局仍以“對張學良負責,仍需派警員保護”為由,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張學良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

  自從被囚禁後,張學良一直居無定所,經常“轉移”。1946年11月2日,張學良由桐梓“轉移”至重慶戴公館。不久,被“轉移”至臺灣新竹井上溫泉。

  1980年10月20日,張學良已離開大陸30多年,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這一天,張學良終於有機會到金門眺望祖國大陸。

  79歲的張學良站在距大陸最近的古寧頭,情緒激動。他用顫抖的手,拿起高倍望遠鏡,眯起眼睛,貪婪地眺望久別的祖國大陸的山山水水。

  在金門眺望祖國大陸的當晚,張學良給親友寫了一封信,引用了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臨終前寫下的一首“哀歌”——《望大陸》:“葬我于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張學良將軍為抗日毅然“兵諫”反受長期監禁,他大義凜然;當年事已高,有家不能回、親人不能見,他思念故鄉的淚水奪眶而出。(來源:大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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