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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3年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多次向羅斯福索要10億美元貸款，並聲稱如果美國不給貸款中國就要停止對日作戰。蔣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很多美國人，他們說：現在美國就像欠了中國的債一樣，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佔領國土的義務，好像中國軍隊是美國的僱傭軍，對日軍作戰純粹是爲了幫助美國打仗，不給錢就不打。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並非真的沒有錢。據美國方面調查，當時中國富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約有33億美元，如把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來充作軍用，足夠再抗戰5年。支援重慶國府的富裕階層自己不肯出錢打仗，卻利用戰爭向美國伸手要錢，這讓美國人十分反感。美國國會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國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後，再也沒有批准向中國貸款一美元。

最初美國並沒有考慮向中國貸款，而是準備無償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讓中國軍隊承擔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就像美國無償提供蘇聯武器，讓蘇聯承擔對德作戰的主要任務一樣。而蔣介石政府卻提出要美國提供美金形式的經濟援助，對美元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武器裝備的熱情。美國人開始明白蔣介石的用心：試圖用美元來維持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把維持自己的統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願在對日作戰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隊，因爲在中國誰有更多的槍，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爲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資。但這些援助物資，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爲“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資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份便下落不明瞭。不久這些戰略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資的走私貪污稱爲“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另外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慾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份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爲“宋氏賊團”。

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 “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 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導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導在《時代週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衆的需求，強徵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週刊》的報導後大怒，認爲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週刊》解僱寫該報導的記者，但被《時代週刊》拒絕。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向蔣介石問起河南大饑荒的情況，蔣介石卻對此話題表現的十分冷漠。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後說：“對於中國民衆的悲慘狀況，中國政府明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另外蔣介石在1943年寫成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因於外國人的侵略掠奪，推卸中國政府的責任，讓美國人讀後非常不快。當時美國輿論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是：“頭腦頑固的冷酷獨裁者”。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爲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位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爲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佈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 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衆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份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援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爲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被迫出兵， 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爲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佔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 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佔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爲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傢俬。

面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産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 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爲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中國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表現非常不滿，爲甚麽中國軍隊一再敗退？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視察，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裏。這時延安的中共乘機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他們想對日軍發起反攻，但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們對日作戰，希望美國直接向延安提供軍事援助，50萬共產黨軍隊就會立即向日軍發起反攻。中共同時利用美國人喜歡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責蔣介石政權不講民主。駐紮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林祖函等人，也頻繁出入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抱怨蔣介石政府壓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與蔣介石政府的避戰保存實力相比，中共的積極對日作戰姿態，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傳，使不少美國人耳目一新，對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也稱讚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戰熱情高漲。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時，特別提出要派一個觀察小組到延安視察。蔣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國人訪問延安，但在華萊士的再三堅持下，被迫同意美國觀察小組訪問延安。

1944年6且18日華萊士到達重慶，蔣介石爲了給華萊士一個好印象，把重慶的乞丐全部關進了收容所，但華萊士對重慶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華對蔣介石政府的評價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援的落後無知的政府。”華萊士到達第二個訪問地昆明後，向羅斯福發了如下的電報：“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援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産生出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戰後中國的領袖出自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多次向羅斯福建議改革中國軍隊，這時羅斯福也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必要的，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1944年7 月7日，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鑒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爲此我把史迪威晉升爲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由於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下連連慘敗，蔣介石也不好公開拒絕移交軍權。但作爲政壇老手的蔣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戰術，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說，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拉攏美國政界要人爲他說情。

8月23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催促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讓步，請羅斯福派一個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爲特使，於9月6日到達重慶。9月12 日，蔣介石與赫爾利特使的會談達成以下結果：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爲“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9月13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電報，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裝備五個美式機械化師。

雖然名義上史迪威已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分外惱火。這時羅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史在信中說蔣介石準備抽調緬甸遠征軍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羅斯福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於9月18日發電給史迪威，並請史迪威轉交一封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向部下發佈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發完電報後羅斯福感歎說：“如果對方是歐洲國家政府的話，恐怕就不需要這樣的電報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羅斯福的電報面見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郊外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赫爾利特使也在場。史迪威本想讓翻譯當衆宣讀該電報，但赫爾利阻止了史迪威，把電報譯文交給蔣介石，說：“閣下自己看吧。”蔣介石看了電文後，沉默片刻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裏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這時宋子文看到58歲的蔣介石，競像幼兒一樣抱頭嚎啕痛哭。羅斯福竟然不顧蔣介石國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讓蔣介石交出軍權，極大損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以至於到失聲痛哭的地步。蔣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爲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已無法再拖延，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蔣介石的戰術是：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請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9月20日，蔣介石對赫爾利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爲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物也。”另外，蔣介石把國家的名譽和蔣自己的名譽聯繫在一起，聲稱中美合作必須是友好、和善的，絕不能有一絲強制性，絕不容許損害“中國國家與個人的人格”。

9月24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答應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永遠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9月26日，蔣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餘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餘合作，且以爲受任新職後，餘將反爲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賦予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盡力之所及，支援其作戰，加強其許可權也。”

蔣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線：“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把國家與個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戰勝敗倒在其次。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爲難，9月25日以後，羅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猶豫不絕。美國雖然不喜歡蔣介石，但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華萊士說：“除支援蔣介石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我們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響蔣氏採納中國進步人士的建議，對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頻頻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電說：“如總統支援史迪威將軍，則要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請總統另派一位能夠與蔣主席協力合作的年輕將領。”10月18日羅斯福最後決定讓步，調回史迪威，派魏德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同時，把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離，中國戰區由魏德邁指揮，緬印戰區由索爾登指揮。

史迪威被召回國，蔣介石甚爲高興。10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上這樣寫道：“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啓起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乃可按計劃實施矣。”10月20日蔣介石在史迪威辭行時對史說：“我們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長。”蔣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勳章，被史迪威拒絕，但史迪威在啓程前，卻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道別。

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於10月31日到達重慶，魏德邁比較尊重蔣介石，不像史迪威那樣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對魏德邁很滿意。蔣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對魏德邁作了一個評價：“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傚法之也。”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抗爭中贏得了勝利，但蔣介石卻是事實上的輸家，因爲蔣介石搞糟了國民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國不再積極支援蔣介石政府，所以蔣史之爭也爲日後蔣介石政府的垮臺埋下了伏筆。史迪威被招回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批評蔣介石政府的文章，進一步損壞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輿論界的形象。史迪威離任後，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爲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併進行美式訓練，但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更爲嚴重的是，蔣史之爭降低了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美國預計發動對日本的總攻要犧牲100萬以上的軍人，因此羅斯福希望中國共同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可是中國的現狀使羅斯福對美中聯軍共同反擊日軍的設想完全破滅，不得不請蘇聯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當然不給蘇聯好處，史達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1945年美英蘇三國首腦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方式，來換取史達林對日作戰，也可以說是蔣史之爭造成的間接後果。

蔣介石得知“雅爾達密約”後非常氣憤，曾一度派繆斌到日本，密談與日本單獨講和之事，但最後蔣介石還是被迫於1945年8月承認了“雅爾達密約”。蔣經國到蘇聯簽約時，向史達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史達林回答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雖然史達林答應羅斯福向日本開戰，但史達林並沒有準備立即開戰。據最近俄國解密的秘密文件，當時史達林準備等美日中三國打得筋疲力盡後，再出兵佔領中國長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滿洲國兩個國家作爲蘇聯的衛星國，把中國北部交給中囯共產黨，只把中國南部讓給美國。但美國發明了原子彈使史達林不得不改變計劃，蘇軍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急忙出兵滿洲，但史達林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落空。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的結果就有可能使中國出現南北朝鮮那樣的國土分斷結局。

史迪威本人態度的確比較傲慢，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國的角度來看，羅斯福強要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過於腐敗，國際形象很差，還要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援和經濟援助，所以無法無畏無懼地向美國抗爭。蔣介石試圖對羅斯福說“不”，結果導致羅斯福向蘇聯出賣中國利益、割讓中國領土的結局。總而言之，落後就要挨打受氣，這是近代中國無法擺脫的命運。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9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1年12月美國和日本開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開始爲一個問題煩惱：從國力軍力上來看，美國打敗日本問題並不大，但問題在於美國打敗日本要花多大的代價。美國畢竟是個民主主義國家，不能象獨裁國家那樣要求人民爲了領袖無限制地奉獻生命財産。如果在對日作戰中美國人犧牲太多的話，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就會擡頭，政府就不得不順應民意與日本中途停戰講和。
後來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也表現了美國人的這個特點。其實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把賭注放在美國經得起物資的消耗，卻經不起人員的消耗這個弱點上。日本軍部認爲如果日軍給美軍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美國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默認東亞和東南亞爲日本的勢力範圍。

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就考慮開闢第二戰場，讓第三國參戰來分擔美軍的人員傷亡消耗。1942年1月1日在美國的牽頭下，26個國家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對德意日作戰。但這些國家大多是弱小國，美國對他們並不抱多大指望。當時羅斯福考慮到能夠有效幫助美國共同對日作戰，分擔美軍人員傷亡的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中國和蘇聯。

羅斯福首先考慮的是英國，英國人當然是美國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國當時正忙於歐洲和北非戰事，對在亞太地區開闢第二戰場是心有餘力不足。駐香港和新加坡的英軍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不久便戰敗，向日軍投降。不過駐紮印度的英印聯軍還是一隻可以依靠的力量。

羅斯福第二考慮的是中國，一來中國已經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軍發動反攻是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事；二來中國的人力資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彈藥。所以羅斯福設想了一個“美國人出錢，中國人出力”的方案，美國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由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區開闢第二戰場，聯手打擊日軍。但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到底有多大戰鬥力心裏沒底。

羅斯福第三考慮的是蘇聯，蘇軍的戰鬥力強，在戰術上是美軍的最好幫手。但羅斯福不敢肯定史達林是否願意對日作戰，因爲蘇日兩國之間1941年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根據該條約蘇聯有保持中立的義務。羅斯福不知道史達林是否願意撕毀條約向日本開戰，或者史達林會爲向日本開戰而漫天要價。另外出於防共的考慮，羅斯福也不很情願蘇聯出兵中國和日本，因爲這樣有可能使中國和日本“赤化”，成爲美國日後的敵人。基於以上的考慮，羅斯福決定首先武裝中國，向中國提供物資武器裝備，試圖讓中國承擔起太平洋戰場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國實在不行的話，再考慮蘇聯的參戰。

所謂“蘇日中立條約”是蘇聯在歐戰爆發後，爲避免兩線作戰的困境，於1941年 4月和日本簽訂的有效期爲5年的條約。該條約規定蘇日兩國在條約簽署後的5年間保持相互中立，蘇聯承認“滿洲國”，尊重“滿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則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實這是兩國對中國領土的瓜分。

在向中國運送武器物資方面，美國又遇到了難題。因爲當時中國的出海口均被日軍佔領，只有通過陸路向中國運送軍備物資。蘇德戰爭爆發後，經由蘇聯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國的印緬道路成爲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出兵佔領英屬緬甸，切斷了印緬道路。所以美國希望英印聯軍和中國軍聯手打通緬甸道路，以便向中國運送軍火武裝中國。1942年3月，中國派出緬甸遠征軍，由美國中將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英軍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試圖奪回印緬通路。

1942年1月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後，蔣要求美國派一個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1942年3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原是駐中國使館的武官，是個中國通，能講流利的中國話。史迪威對中國社會的實情十分瞭解，他對中國政府的腐敗非常不滿，他常說：“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的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義者，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他剛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但蔣介石對他的計劃毫無興趣。不過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緬甸遠征軍全權總指揮，羅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長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發現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存在嚴重問題。歐美國家軍隊的軍官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不管是誰，只要有指揮權就能指揮調動軍隊。中國則不然，中國軍隊的上下級關係由個人恩惠關係決定，軍官只聽從某個人的命令，其他人即使有指揮權，也指揮不動軍隊，是典型的私家軍。雖然蔣介石明言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歸史迪威，但事實上緬甸遠征軍只聽從蔣介石的命令，史迪威並不能有效指揮軍隊。

英印聯軍和中國遠征軍的這次作戰被日軍打敗，英印軍退回印度。由於中國遠征軍退回中國的退路被日軍切斷，史迪威命令中國軍隊撤往印度，但蔣介石越權指揮，命令中國軍隊撤回雲南（蔣介石經常越權直接指揮，對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評）。最高指揮部的不統一使遠征軍的軍官們十分爲難，結果有兩個師聽從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則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撤回雲南。在退回雲南途中，遠征軍迂迴穿越人跡未至的原始森林，結果饑餓和疾病導致士兵大量死亡，10餘萬人的部隊最後回到雲南的只有4萬人。撤往印度的兩個師改稱中國駐印度軍，駐紮在印度的蘭姆咖。駐印度軍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訓練並採用了全式美式裝備，後來成爲中國最精銳的部隊。

史迪威從印度回到重慶後，要求處分那些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將軍。根據歐美國家的軍法，軍官不服從上級命令要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史迪威稱他作爲遠征軍全權總指揮，部下不聽他的命令理應受到懲罰，提出要槍斃四個不聽命令的師長。但歐美的一套在中國行不通，蔣介石採取了寧人息事的方法，將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調任，五十五師師長陳吾勉處分了事。史迪威對此非常不滿，認爲必須對中國軍隊進行結構上的改造，由於他對蔣介石的部隊無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親自訓練一隻10萬人中國軍隊的計劃。史迪威說：“如果給予正確的指導，中國軍隊不遜於任何國家的軍隊。”當時退到印度的中國軍隊約有1萬餘人，史迪威要求蔣介石向印度空運人員，把駐印度軍補充到10萬人，但蔣介石對此十分冷淡，因爲蔣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隻不聽他指揮的強大軍隊。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蔣介石前後只向印度空運了1萬多人，使史迪威的10萬人訓練計劃受到很大挫折。

由於第一次緬甸戰役沒有打通印緬道路，美國只得靠大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向中國運輸物質，運輸量平均每月1000噸左右，並不能滿足需要。1942年歐洲和太平洋戰區都十分吃緊，美國無暇顧及中國戰區，所以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中國戰區比較平靜，沒有什麽大的戰事。1942年10月10日雙十節，蔣介石向中國國民發表聲明，強調中國已成爲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四強（美英蘇中）之一。英國首相邱吉爾聽後說：“（中國）是四大強國之一，別是笑話吧。”1942年 10月以後，蔣介石開始向英美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香港等殖民地。在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不肯讓步，中英雙方談判一拖再拖，最後中方讓步，於1943年1月11日和美英簽訂了香港問題除外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

可是在兩天前的1943年1月9日，汪精衛政府與日本鑒定了包括歸還香港、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協定。國民黨搞國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汪精衛作爲蔣介石的老對手趕在他以前簽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讓蔣介石十分不快。蔣介石說：“新條約一再拖延，讓汪僞搶先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爲終身憾事。儘管人們對汪僞的條約視同兒戲，但中美新條約晚於汪僞發表，仍難免讓人感到難堪。”此後蔣介石和英國的關係日漸冷淡，這也導致英國在1950年最早承認中共政權，因爲當時中共沒有明確要求英國歸還香港。

1943年下半年，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均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羅斯福建議召開一次美英蘇中四國首腦會議，但蔣介石不願意和史達林一起開會，因爲蔣介石怕史達林提出領土問題。假如史達林在會議上要求蔣介石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蔣介石承認了就要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無法向國人交代；如果蔣介石不承認而美英兩國又支援史達林的話，中國就會在會議上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後來羅斯福提議分別召開一個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和一個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和史達林都表示同意。

 1943年11月，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進行了首腦會談，這是蔣介石在二戰中唯一一次參加國際首腦會議。羅斯福邀請蔣介石一起開會，亦是希望蔣介石今後能主動積極對日作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返還日本武力奪取的東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邱吉爾均表同意。但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麽興趣。羅斯福希望蔣介石儘快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則言語支吾，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後，才可能發起大規模作戰。羅斯福雖然對此口頭上表示諒解，但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Elliott）的回憶錄，羅斯福在開羅會見了蔣介石後說：“我現在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産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我相信蔣介石的確在妨礙史迪威的訓練計劃。”

隨後召開的德黑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上，史達林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史達林說：“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臺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根據中共提供的情報，蔣介石並沒有把美國的援助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與共產黨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更加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史達林要求羅斯福支援積極抗戰的中囯共產黨部隊，羅斯福答應考慮。當時一些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寫了不少讚美共產黨清廉、八路軍勇敢善戰的報導。

與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相比，美國人對中共産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國人甚至認爲既然國民黨不積極抗日，美國就應該直接支援中共抗日。此後美國積極與共產黨接近，美國接近共產黨並不是美國人支援共産主義，而是美國人想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把美國提供的武器優先裝備自己嫡系部隊的作法，史迪威說：“美國軍援的分配，應該以軍隊能否作戰作爲標準，包括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內。”

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同情中國，對中國有求必應，向美國提出了不少條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國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當時羅斯福不好薄蔣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絕，只是說他個人同意，但要經過國會批准。但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個人同意就等於美國同意了，多次向羅斯福催要這10億美元。在開羅會議上決定中國軍隊和英國海軍於1943年年底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奪取印緬道路。但後來美英更變了作戰計劃，英國海軍不配合中國進攻，羅斯福要求中國先單獨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閣下同意計劃的變更嗎？”蔣介石回電說：“如果閣下給我10億美元，再把空運量加倍的話，我就同意。”

蔣介石強調，除非有英國海軍配合，或者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否則中國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後到1944年雨季以後。蔣介石的態度激怒了美國人，只張口要錢，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國軍閥又有什麽兩樣？史迪威質問蔣介石：“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的話，中國就要停止抗戰嗎？”蔣介石回答說：“中國已經單獨抗戰6年了。”史迪威反問道：“這也能作爲條件嗎？”蔣介石無言以對。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決定在中國成都修建機場，作爲美軍飛機轟炸日本的基地。蔣介石動員了45萬民夫在不用任何機械的情況下，僅用60天修建成了機場。機場建成後，蔣介石給羅斯福送去了帳單，要求美國支付機場建設費用8億美元。羅斯福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大怒：修個機場要這麽多錢，簡直成了無賴欺詐。羅斯福給蔣介石回電，強硬地說：請閣下協助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向緬甸的日軍發起攻擊，否則美國將斷絕一切援助。

另外10億美元的貸款也引起美國人的爭議，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雖批准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到1943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2.4億美元。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2.4億美元中有8000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中國政府後來雖然對此作出了一些解釋，但美國人對中國官員“公私不分”使用國家資金的方式非常惱火。結果蔣介石要求的10億美元貸款1分也沒有得到，而且羅斯福還決定，美國用於中國戰場的開支每月將限制在 2500萬美元以內。

﹝未完待續﹞

2000年12月20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28日訊】讀了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即所謂“孫文賣國檔案”，不禁爲其滿紙的“書生氣”而啞然失笑。中國話的“書生”翻譯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國的“書生之見”與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常把只知道讀書，不懂得社會實際的人稱爲“書生”。袁教授讀書破萬卷，但他這篇力作滿篇“書生之見”，不免讓人感到惋惜。
中國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國歷次革命中，書生秀才們煽風點火，抛輿論造聲勢，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但真要書生秀才們去領導革命，他們就不行了。清末康有爲、梁啓超等一批書生發起一個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運動，煽動起一場戊戌變法。但這幫書生秀才們只會說不會做，他們不知道政治的複雜性，單單憑著書本知識，試圖在中國照搬日本的明治維新，結果很快就失敗了。

陳獨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學者，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可是讓他當共產黨的總書記卻不行，勉強當了幾年總書記邊便共產黨的自己人趕下了台。1931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派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試圖讓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蘇聯學習非常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只知道書本上的共産主義理論，不懂中國的實際國情，企圖在中國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結果也是輸的一敗塗地。相反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党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囯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爲什麽這些書生領導不了共產黨？就是因爲他們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不懂得現實中的“政治”與書本中的“主義”和“原理”完全是兩回事。

這裏我們看一下袁教授的“書生之見”吧。袁老從書縫中找出不少孫中山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或準備簽訂的）所謂“出賣中國利益”的文件證據，並在最後鄭重其事地說：【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

之所以說袁教授是“書生之見”，是因爲他用書本上的“國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實際現實中的“國家利益”。袁老指出孫中山曾經試圖“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並把這作爲孫中山賣國的鐵證。當然袁老指出的這些證據確實屬實，不過據此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帽子，倒是顯出袁老天真的“書生氣”。

當時孫中山一批人結成革命黨同盟會，他們的首要任務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暴力推翻滿族人的異民族統治，恢復漢族人的主權。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目標，爲了達到這個目標，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經費。在經費方面，革命黨沒有政權，他們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取資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經費，向外國政府借款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可是外國政府並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給他們一定的“好處”，不給他們一些利益，他們是不會隨便借錢給革命黨的。孫中山“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援，不過是革命黨的一個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談得上什麽“錯誤言行”。

世間沒有免費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的革命黨人也對此有所考慮。儘管武昌起義成功，可是革命軍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滿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戰爭進行的不順利，革命軍與清政府軍長期對峙，這時外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對於外國列強來說，是支援革命政府還是清政府，取決於誰給他們的“好處”多，也就是哪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較多，他們就支援哪個政府。

因此當時革命家們的策略有“上下兩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復滿清政府的全部領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復中原十八個漢族人省份的主權，把滿蒙疆藏“出賣”給列強，以換取他們對革命的支援。以前清政府只准許漢族在十八個內地省份居住，這十八個省是直隸（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蘇、江西、福建、四川、陝西、甘肅、貴州和雲南，關外的滿洲（東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是不允許漢族隨便遷入居住的。當時革命黨人的“野心”並不大，“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個內地漢族人省份中恢復漢人的主權，革命只要恢復了內地十八省的漢人主權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和滿洲（東三省）的主權都可以放棄。宣統三年武昌起義時，起義軍打出的革命軍旗是“十八星旗”，這“十八顆星”就是代表內地十八個漢族人居住的省份，後來也有人稱其爲大漢族主義的旗幟。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壞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讓滿蒙”的許諾，表現出政治家應有的未雨綢繆策略能力。不過後來南北戰爭很順利，滿清朝廷在袁世凱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讓權，這時“出賣”滿蒙疆藏就沒有必要了，孫中山對日本做出的“賣國許諾”也就自然收回，沒有變成現實。這種政治策略，對於“兵不厭詐”的政治軍事世界來說，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國偏有這麽一幫讀書人，專門喜歡從書本裏引經據典，給人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從孫中山的故紙文件中考證出一堆“賣國罪證”，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大帽子。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麽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只念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爲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政治家不是宣言“仁義道德”愛國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謀求實實在在利益的“小人”。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易，而且國際政治不受法律的約束，撕毀條約，背信棄義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戰期間，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蘇聯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進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後來美國與中共建交而抛棄臺灣的行爲，也曾被蔣介石罵爲“背信棄義”。中國祖宗流傳下來的兵書裏講得很明白：“兵不厭詐”，可是愛談論仁義道德大道理的書生們，卻偏偏不讀這些講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書。

在辛亥革命的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是滿蒙領土被日本吞併，而是整個中國被列強瓜分。中國革命家的第一任務就是保存中國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強瓜分，而不是保全滿蒙的領土。如果中國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里還談得上保全滿蒙？孫中山放棄滿蒙，保全中國本土的想法，不過是在當時緊迫情況下的丟卒保車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賣國”的罪名，豈不是太冤了？

毛澤東打仗勝利的法寶之一就是不計較一個城池的得失，保存實力最重要，有了實力，失去的城池，以後還能收回來。在辛亥革命的緊迫環境下，保全中國本土十八省的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只要中國本土的統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國的靈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中國本土實現了富國強兵，即使把滿蒙疆藏“出賣”了，日後也是可以收回的。臺灣不就是在被“出賣”後又收回來了嗎？

退一萬步說，“出賣”的領土即使收不回來了，也未必是絕對的壞事。我們不妨反過來看問題：領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別是武力強佔的領土，爲了維持鎮壓這些地方的反叛勢力，國家要花費很多人力物力，這些不安定的領土，不但不能成爲國家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爲國家發展的障礙和負擔。戰後英法兩個最大的殖民國家，被四處蜂起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搞得頭疼腦熱，大大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發展；相反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丟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領土也縮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國家的核心部分，可是這兩個戰敗國家卻出現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他們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縮小了領土，同時也減少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可以輕裝上陣，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丟掉領土反而成爲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福音。

前蘇聯在二戰後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這些國家日後屢屢成爲蘇聯政治地震的發源地，波羅的海三國率先發起的獨立運動，最終引發了蘇聯的總崩盤。如果史達林當時沒有吞併波羅的海三國，蘇維埃聯盟也許會更長壽一些。同樣中國辛亥革命後，如果像革命軍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樣，中國只剩下本土的漢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獨立出去，現在中國就少了很多頭痛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現在更好。事實上西藏、蒙古、新疆這些地方給中國本土帶來的政治經濟負擔，遠大於它給中國本土帶來的利益。

如果當年羅斯福總統沒有好意把臺灣歸還中國，讓臺灣獨立了，現在中國就不會有煩人的臺灣問題。不幸的是，現在臺灣問題正成爲引發中國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這個地震源一旦爆發大地震，說不定真的會引發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的總崩盤，這正應驗了中國一句古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假如當年孫中山一夥革命黨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賣”出去，反而爲中國今後的長期安定發展鋪平了道路，我們現在說不定要感謝他們自己背下“賣國”的駡名，造福了中國的老百姓。

儘管孫中山是一個書生氣比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見識還是遠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謂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不過是他這樣迂腐的書生難於理解而已，頭腦靈活的政治家們大概沒有不理解的。我們不妨反過來看袁老給我們提供的寶貴資料，會看到孫中山是一個有政治遠見、有靈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國家富強的道路上，中國最需要頭腦機動靈活的政治家來牽引。古訓雲：“書生清談誤國”，可惜中國有太多迂腐的書生，卻有太少靈活應變的政治家，不免讓人折腕而歎。

2004年7月27日寫於日本

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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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孫文“賣國”檔案）

袁偉時

政治家和政治組織的內外政策是交相爲用的。與其對內政策緊密聯繫，孫文的對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從民初開始，這些記錄在國內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斷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史家中對有關事實毫不知情的，大約十分罕見。不過，在中國大陸 ，人們沒有把這些史料系統排列出來，加上標準教科書諱莫如深，一般讀者知道真實情況的似乎也不多。請讀者允許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據中國大陸近20年的出版物，將有關事實抄錄如下：

第一，"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約摸在1900年6月初，孫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孫文一生從未得過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說他是博士純屬以訛傳訛。可能是Dr.——醫生的誤譯。他是醫學院畢業生，也行過醫。)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爲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孫中山抵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孫博士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爲了取得法國的支援，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這三個人建立了一個''辛迪加''……孫博士任命布思爲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爲四期攤付給孫博士。"

第三，武昌起義後，孫文到了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博士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 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 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對於日本的態度，他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第四，出賣滿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爲之抛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

第五，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日，又電告阪穀："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穀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劄》，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劄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劄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爲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 "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穀，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爲消滅。"

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的特權交給一個曾任外國內閣大臣的外國人，擔負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大事。孫文如此輕率地處理，雖然當時沒有辦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就事情本身來說，應該說是大衆傳媒履行監督政治家這一類公共人物的職責的大好事。袁世凱政府雖曾利用此事批評孫文，但這正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勢力互相批評、監督、爭取公民信任應有的常規。中國公民有權知道這一類資訊，20世紀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專橫，恰恰是與執政者實行愚民政策，拒絕公開政務息息相關的。

第六，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宋案發生以後，孫文認爲"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孫文與袁世凱都不惜代價，爭取日本的支援。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佈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有四個要點：

 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爲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迴旋之餘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爲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 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党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爲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爲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爲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夥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爲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佈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歎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爲。"內外疑謗叢集，真僞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爲。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家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於5月9日接受。

面對涉及國家存亡的重大鬥爭，全國人心激動。原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人士紛紛提出"一致禦侮"的主張。"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潛……等十一人，聯合發表公電，提出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之說。在美洲的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等……亦聯合致電孫中山，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爲國人藉口'' 等語。"

 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也聯名發出通電，總結民國建立以來的政治經驗，鮮明地提出：

 1，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假借外力"。他們說："至言假借外力，尤爲荒誕…… 一族以內之事，縱爲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這是針對報刊的種種傳聞表明自己絕 "不危及邦家"的立場。

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訓，表示決不輕言革命。"國人既懲興等癸醜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他們認識到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底，這是國人對他們的懲罰，因爲他們忽視了國人要求安定的情緒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 3，仍要堅決反對專制統治。他們進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蔔之政象良惡。""至今空屍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不但導致內政極端腐敗，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迹，非其不能，實乃未可……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 爲了抵禦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須改變這個狀況。

黃興等人的反思頗爲深刻。他們對外侮由來的分析，反對假借外力解決內政問題進而一致禦侮的主張，也是非常適時的。

黃興等人的主張曾廣爲散發和分送京、滬各報館刊登，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可是孫文等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另外一種主張。

先是在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業，其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又出任郵電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長等。犬塚、山田等敢於出面訂立盟約，背後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援。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爲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這封信和《中日盟約草案》與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 "二十一條"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國恥，是日本迫使中國殖民化的重要步驟。它的最後文本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了日本。條款之一是"中國政府嗣後如在南滿洲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顧問教官時，可儘先聘用日本人"。實際是把當地各級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儘先聘用"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詞令。

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爲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爲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爲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

歷史挺會捉弄人：袁氏慶倖力爭倖免的條款，卻被孫文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爲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再加上"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也就是說，以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種種特權是絕對不容其他國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考量其實質，這是把中國降爲附屬國的盟約。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的信，其中意蘊就更加清楚了。這封信說了些什麽呢?

 1，"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所以提出這個《中日盟約》。

 2，"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 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爲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 3，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爲主要合作物件，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這些主張的是非，筆者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兩件事：

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 "獨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的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於是，孫文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 "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系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爲自己的沈默辯護。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爲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四天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於此可見一斑。

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披露後，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文件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並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孫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山田挂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党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再加上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不應忘記的是，與此同時，他還重申了出讓滿蒙的主張。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國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條，孫中山爲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這個老同盟會員，1949年以後身居高位，生活在孫文備受尊崇的國土上，不可能和沒必要作假，其回憶顯然是可靠的。

不過，不管孫文提供多麽優惠的條件，日本政府對他們一夥的力量還是沒有什麽信心，仍然把袁世凱作爲拉攏和威嚇的主要物件。孫文和革命黨人僅是充當了威脅袁世凱的魔影。孫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鬥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爲誘餌，冀圖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第九，20年代，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據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內容包括：香克將幫助"中國政府(指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作爲回報"所有經香克氏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産生純利之三分之一 ，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爲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爲日本人"。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 等報刊曾連續追蹤報導。

以上確鑿而不完備的史料，揭示了孫文複雜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視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爲了長遠的崇高的 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爲什麽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答案主要靠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有些問題在後面還會涉及。(http://www.dajiyuan.com)

10/28/2004 10:14:46 AM

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歷史中完全抹殺，只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歷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歷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對中國的歷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歷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面目，重新認識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丑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艷史方面，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松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艷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裡，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４個男孩，也是第１０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齲蝴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６２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５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８、９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裡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１３歲時，母親病逝，１４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２２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１７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１９０１年汪兆銘１８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遊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遊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進階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遊學。

當時公費遊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遊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遊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遊學生設定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遊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遊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１９０４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遊學生，錄取人數為５０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遊學生每月資助３０日元，這比現下公派遊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遊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干。１９０４年９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遊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製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模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１９０４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遊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１９０５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遊學生１萬余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遊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遊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援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歷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輕的遊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遊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１９０５年７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面。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３２歲，孫中山４０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２２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裡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１９０６年６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
成科畢業，在２６０余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遊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儘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遊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遊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遊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１９０８年３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面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１９０８年汪精衛２６歲，陳璧君１７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道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模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麼樣子？”。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１５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只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１９０８年７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據，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裡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進階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願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福祉。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１９０８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污革命經費２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污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污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佈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複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１９０５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模式來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２００００余日元（當時普通日本上班族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２０００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據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援孫中山的孫派骨干，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畫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２６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下四億民眾正如飢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遊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下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下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畫。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援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畫，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援，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干部。黃復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畫告訴黃復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復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復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還談什麼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愿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下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畫他和黃復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後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衛、黃復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麼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藉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志的關係。後來鄭毓秀感嘆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復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裡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復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裡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裡面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畫。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２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當天汪精衛、黃復生、陳璧君三人僱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只好終止暗殺計畫。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畫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方。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剎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８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閑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剎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橋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於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裡，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福祉。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該人走到銀錠橋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橋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於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後取走財寶。可是看到黃復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後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於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復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復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復生意識到他們的計畫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喻培倫建議他們現下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三天後又有報紙登出新聞，說銀錠橋炸彈案的凶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於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警察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斗和兇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製，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製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頭家要求他們作的。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檔案，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１０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勛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由於清廷已經宣佈預備立憲，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衣冠文物國家之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復生視死如歸，保護同志的常烘，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污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已決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干。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製，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

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傑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後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麼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麼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模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模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下中國搞君主立憲，並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只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複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

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總是在兩條平行線上，誰也說服不了誰。當年汪精衛正值年輕的２８歲，而肅親王卻是初老的４５歲，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志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嘆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透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使一度陷於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彌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絕，滄波萬裡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但監獄中的生活畢竟是艱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變的陳米和一條咸蘿蔔，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過節則每人賞賜肉半斤。一天汪精衛正在苦嚼著黃米飯，忽然一個獄卒給汪精衛塞進十個雞蛋。這是誰送來的雞蛋呢？汪精衛拿著雞蛋仔細端詳了半日，在一個雞蛋上寫著一個小小的“璧”字，原來是陳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來了，是陳璧君買通獄卒給他送來的雞蛋，汪精衛忍不住熱淚流出了眼眶。汪精衛那天晚上抱著雞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獄卒悄悄對汪精衛說︰“你有什麼話寫封信，我會轉給送你雞蛋的那個人”。汪精衛感情激蕩，當即寫成一首《金縷曲》送給陳璧君。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愿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在《金縷曲》後面，又用血寫了五個字“勿留京賈禍”，讓陳璧君趕緊離開危險的北京。過了幾天，汪精衛收到獄卒轉來的陳璧君的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說︰“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面，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濃濃的高牆。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下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

汪精衛為陳璧君的真情所感動︰自己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變的話，根本沒有出獄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麼時候才會來呢？是１０年後還是２０年後？也許他見到陳璧君的那一天，雙方已是白發蒼蒼的垂暮之人，也許他永遠再也見不到陳璧君了。但又有什麼比這種心中的結婚更具有真正的愛情呢？汪精衛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個大字“諾”。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真情。於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參加革命。

此後革命的情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附應宣佈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佈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佈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裡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後兩人再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後，返回他８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蘭西遊學。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這時中國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下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歷史倒車的民眾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歷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１９１２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採用西模式的共和製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贊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採用什麼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製”的支援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採用共和製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併，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麼“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製。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蘭西遊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裡。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遊學的法蘭西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蘭西，汪精衛進入法蘭西裡昂大學攻讀社會學。汪精衛在法蘭西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凱廢除共和製，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參加了反袁護國軍。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面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佈取消帝製，恢復共和製，並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儘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民眾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在汪精衛流亡法蘭西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進階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從歷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製已經厭煩，使在中國複辟帝製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雖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凱的複辟帝製，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面，是由於中國沒有徵兵製、也沒有軍官退休制度。當時在中國征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征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制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只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本人的頭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孫中山周遭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１９１７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產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蘇聯宣佈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眾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產生了極大的好感。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援，以前積極支援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條後，已經遭到中國民眾的反感。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只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１９２４年６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進階干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只有廖仲愷積極支援聯共。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傳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麼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贊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贊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贊成。”沒有一字添改。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麼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麼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傳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傳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斗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傳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只好宣佈取消總理製，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制開始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傳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只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交棒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歷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系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但孫中山歿後，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系鬥爭開始表面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援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廳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面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援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５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兇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只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透過了一系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佈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裡，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遭的污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干撈不到什麼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污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麼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１９２３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援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只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援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徵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志，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4-27 15:52:18

1927年的張學良。
　　張學良，字漢卿，1901年6月3日生於遼寧省台安縣張家窩堡，父親張作霖是奉系軍閥首領，北洋軍閥的末代領袖。

　　張作霖出身綠林，深感門第微賤，吃盡了沒文化的苦頭，為改換門庭，光宗耀祖，張作霖極為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對長子張學良的教育。他一心想將張學良培養成為知書達理、具有遠見卓識的文武全才。

　　張學良6歲時，張作霖就請了當地的舉人、名儒做張學良的家庭教師，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傳統文化，從而奠定了張學良“忠”“孝”的思想基礎。

　　當時流傳在民間的歷史英雄岳飛、文天祥、戚繼光等人的英雄事蹟強烈地震撼著張學良的心靈。

　　張學良出生的年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東北成了日本獨霸的地方。張學良看到日本婦女花枝招展在中國的土地上招搖過市，他感到這是中國的恥辱。

　　1921年，張學良到日本觀秋操，日本軍方故意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張學良十分反感，決心“整軍經武”充實軍力。他回國後，購置飛機，建立了中國第一支空軍。

　　●博學多才學貫中西

　　張學良將軍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不僅會打槍使彈，還會開汽車、駕駛飛機。

　　張學良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直接與外國人交談，“西安事變”談判時，他用英語與蔣介石的顧問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宋美齡、宋子文交談，用歐美的歷史故事和當時的局勢說服他們團結合作共同抗日。

　　張學良學習英語起步較早，但他的英文基礎還是在基督教青年會時期打下的。

　　1917年，張學良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當時，張學良曾任瀋陽基督教青年會會長，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做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學良兩小時英語，介紹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學良的視野大為開闊。

　　對於張來說，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學習外語和西方的科學知識。

　　●騎摩托車往返京津

　　張學良不止一次駕機翱翔藍天，有時一些特別機密的會議，也都是他親自駕機前往，即使坐汽車張學良也總喜歡親自駕駛。

　　“張學良愛好廣泛，喜歡嘗試新事物。”楊中州教授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前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30年代初，摩托車剛傳入中國，張學良將軍就喜歡上了這個“洋玩意兒”，自己也買了一輛。從北京騎到天津，再從天津返回北京，張學良騎摩托車在兩地間往返，行程中的勞累以及長時間的吹風使他患了重感冒，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

　　收藏文物字畫與張大千成了終生好友

　　上世紀30年代初，張學良在北京琉璃廠看上了一幅山水畫，此畫已被畫家張大千以400元預訂。年輕氣盛的張學良出價600元，當即買走。事後，張學良覺得不妥，欲向張大千道歉。後來，他聽說張大千到了華山，特意赴張大千住處拜訪。

　　張大千很是感動，為張學良畫了一幅《華山山水圖》，張學良大喜過望，又設宴隆重款待。由此，張學良與張大千結下了深厚友誼，成了終生好友。

　　30年後，張大千舉辦畫展，離開臺北時，有人送來一個包裹，拆開一看，原來是30年前張學良從琉璃廠“豪奪”的那幅山水畫。

　　張大千逝世後，張學良面對遺容深深三鞠躬。

　●為抗日寧可斷頭

　　1931年7月19日，因石友三叛變，張學良下令討伐。把10萬東北軍調入關內，平息叛亂，導致邊防空虛。日本侵略者趁張學良生病住院以及東北邊防空虛之際，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日，流落在西安的東北學生以及西安各院校的學生齊聚張學良官邸前，遞上一份《上副司令書》：

　　“我們要求副司令，不要再相信什麼‘調解’、‘親善’的辭令了！那是‘戲法式’的騙局。等到那一天，侵略者也決不會善罷甘休地交還東北。而只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造成積重難返的錯誤。也不要再信什麼‘三日亡國’、‘十日亡國’的濫調了！拿‘淞滬會戰’‘長城之役’鐵證，證明敵人並不是多麼可怕。我們拼著血肉的頭顱，一定可以達到回家之願。勝利則披甲還鄉，敗也願效‘田橫五百的義死’……副司令，率領我們奔向抗日的疆場吧！”

　　張學良熱淚盈眶，當場表示收復失地的決心！他激動地說：“東北軍生在東北，長在東北，田園盧墓在東北，家鄉親友在東北……東北軍抗日是天經地義的。假如把我的頭割下來，國家便能富強，民族便能復興，那我張學良也絕無所惜！”

　　●“西安事變”遭終身監禁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剿”，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他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蔣介石拒不採納。張、楊兩人商量後，決定用“硬”辦法對付蔣介石，強迫其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

　　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的東北軍包圍了蔣介石居住的華清池。淩晨4時，東北軍與蔣介石的哨兵在華清池內展開激戰。

　　進入蔣介石房間時，發現裡面空無一人，衣服、斗篷、日記本、用具……淩亂地丟在房內，被窩裡尚有餘溫，一副假牙還浸泡在一個茶杯裡。

　　沒捉到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在室內踱來踱去，焦急萬分。張學良說：“若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抗日，我仍擁護他做抗戰領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下自己的頭，請虎城拿到南京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由此而引起新的內戰。若是如此，我張某便成了千古罪人！”

　　經過各方努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不記舊惡，多方調停，蔣介石在歷史轉折的最後關頭同意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為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不顧眾人勸阻，親自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周恩來聞訊，急忙驅車追趕，但到達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自食其言，扣押了張學良。張學良以終身囚禁的沉重代價促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金門眺望祖國大陸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蔣介石“扣張”、“審張”、“管束張”，自此，張學良被軟禁了半個多世紀。

　　1959年春天，雖被蔣介石結束“管束”，但國民黨當局仍以“對張學良負責，仍需派警員保護”為由，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張學良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

　　自從被囚禁後，張學良一直居無定所，經常“轉移”。1946年11月2日，張學良由桐梓“轉移”至重慶戴公館。不久，被“轉移”至臺灣新竹井上溫泉。

　　1980年10月20日，張學良已離開大陸30多年，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這一天，張學良終於有機會到金門眺望祖國大陸。

　　79歲的張學良站在距大陸最近的古寧頭，情緒激動。他用顫抖的手，拿起高倍望遠鏡，眯起眼睛，貪婪地眺望久別的祖國大陸的山山水水。

　　在金門眺望祖國大陸的當晚，張學良給親友寫了一封信，引用了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臨終前寫下的一首“哀歌”——《望大陸》：“葬我于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張學良將軍為抗日毅然“兵諫”反受長期監禁，他大義凜然；當年事已高，有家不能回、親人不能見，他思念故鄉的淚水奪眶而出。（來源：大河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4-28 13:51:01

　張學良獲得自由後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齡活著一天，我也能活一天。”這種非比尋常的柏拉圖式情感，出現在這兩位特殊身份、特殊命運的人之間，不可思議卻又至誠至信。

　　張學良曾說，一生中有兩位女性對他恩同再造，一是蔣宋美齡，一是趙一荻。張學良曾這樣寫道：“我沒死，關鍵是蔣夫人幫我……我認為蔣夫人是我的知己，蔣夫人對我這個人很瞭解，她說西安事變，他（張學良）不要金錢，他也不要地盤，他要什麼，他要的是犧牲。”而張學良曾在被採訪時表示，正是因為對宋美齡的尊崇，只要宋美齡活著，他便要把秘密守住。

　　●少帥為宋美齡所傾倒

　　1925年東北軍打敗孫傳芳後，首次進入上海。張學良當時在上海是個花花公子，當他第一次和宋美齡見面時，宋當時未婚。少帥一見面，立刻為她出眾的氣質傾倒，稱她為“美若天仙”，還與宋美齡約會了好幾次，經常在一起跳舞、遊玩。兩個人當時都只有20多歲，感覺過得非常愉快。少帥曾對王書君說：“若不是當時已有太太，我會猛追宋美齡“這些蔣介石都不知道　。那時蔣介石也在追求宋美齡，而且跟著去了東京。後來蔣介石到北京第一次見到張學良，宋美齡也在場。宋美齡招呼張學良：“Peter（張學良的英文名），howareyou？”蔣介石覺得奇怪：“怎麼你們倆認識啊？”宋美齡1925年和張學良在上海相識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她是孫中山的小姨子。蔣介石當時只是個上校，且在軍隊裏，根本碰不到她。


　　●他倆有很多共同語言

　　出身的相似、年齡的相似、通英文、受過西方教育的影響，使宋美齡與張學良之間有著遠比蔣介石更多的共同語言。

　　張學良所留信件，有四大箱約500多封。在這些信件中，張學良與宋美齡的通信最多，在百封以上。這些信件顯示，宋美齡自1936年“西安事變”後，對張學良一直很關照。

　　張學良與宋美齡在信件交往中，感情誠摯。宋美齡直呼張學良為“漢卿”，張學良稱宋美齡為“夫人”，而自稱“良”。張、宋書信交往，宋美齡以英文信為多。從兩人往來書信中，可看出宋美齡非常關照軟禁中的張學良，尤其體現在生活上，常送日用品、禮物給張學良，代轉張學良在美家人，包括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托帶的物品、信件。宋美齡有一次念張學良眼睛不好，特送他一盞從美國帶回來的臺燈。信中也顯示，宋美齡與於鳳至私交甚好，稱於為“鳳姐姐”。

　　習慣用英文與張學良通信的宋美齡，在張學良身體不適時，細心周到地以中文去函，而她並不擅長中文書寫，惟便於病中的張學良不至閱讀英文時勞神。這種體貼還體現于宋美齡得到友人贈送的巧克力時，寄與張學良一同分享。

　　●非常的柏拉圖式情感

　　原本信佛的張學良，在漫長的幽禁歲月中，經宋美齡的勸導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希望信仰能幫助張遠離政治並排遣心中的憤懣不平。不僅張學良如此，張學良的夫人趙四小姐最終也成為一名基督徒。而張被幽禁後在香港公寓的趙四小姐能夠回到張的身邊，正是宋美齡的牽線。

　　或許值得一說的是，原本同於鳳至相熟的宋美齡不喜歡趙四小姐，但隨著歲月的洗禮，宋美齡對趙四小姐越加敬重，並促成其結婚。1964年7月4日，64歲的張學良與51歲的趙四小姐，按照嚴格的宗教儀式舉行了婚禮，宋美齡參加了這個簡樸的婚禮。

　　張獲得自由後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齡活著一天，我也能活一天。”這種非比尋常的柏拉圖式情感，出現在這兩位特殊身份、特殊命運的人之間，不可思議卻又至誠至信。

　　2001年10月，張學良將軍在夏威夷檀香山病逝，享年101歲。消息傳來，與張學良交誼70多年的宋美齡悲痛不已，靜默多時。她通過孔令儀錶達哀痛之意，並特別交代辜振甫(曾為蔣介石日文翻譯)夫人嚴倬雲(嚴複之孫女)代表她赴夏威夷參加張學良的追思禮拜與公祭。辜夫人將一束署有“蔣宋美齡”的十字架鮮花置於“少帥”靈前。（來源：人民網）

“蔣緯國先生曾在１９９４年夏天親口對范光陵說過︰蔣介石在四五歲時，曾經誤將取暖用的‘夾爐’當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陰囊都受到了嚴重的灼傷，後來為了止痛在其陰囊上涂沫了豬油，但是他確實是因為狗的咬傷，從而喪失了生育的能力。”

《商業周刊》爆出驚天秘聞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蔣緯國在台灣剛剛逝世不久，一家名叫《商業周刊》的雜誌，便最先刊發了一條有關蔣緯國生前的祕密，其中最讓世人震驚的是︰蔣經國並非蔣介石所生!

原來，台灣中興大學教授范光陵，在蔣緯國臨死之前，曾有幸攜帶一架小型錄音機，數次來到“榮民總醫院”蔣緯國的單人病室裡，面對面與蔣家第二代惟一健在的傳奇人物交談，並留下了八盤錄音帶。





《商業周刊》在引述范光陵教授所提供的錄音資料時，曾加編者按語說︰“蔣緯國先生曾在１９９４年夏天親口對范光陵說過︰蔣介石在四五歲時，曾經誤將取暖用的‘夾爐’當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陰囊都受到了嚴重的灼傷，後來為了止痛在其陰囊上涂沫了豬油，但是他確實是因為狗的咬傷，從而喪失了生育的能力。”這個按語最能吸引讀者。蔣緯國將蔣介石多年不肯露出的底子，一下子給揭了出來。

《商業周刊》專文指出，若從蔣經國登記的出生時日推斷，其母親在受孕之時，蔣介石當時正在日本，懷孕期間蔣介石並沒有回國，而毛夫人也沒有遠行赴日本，因此蔣經國的身世便留下了不可解開的疑團。另外，該刊也舉証說，蔣介石生前曾經娶了四位妻子，但卻只有蔣經國這一名子嗣。

該刊在引敘蔣緯國的說法時，直指毛氏夫人與婆婆王采玉與同族親屬××的關係密切，特別是在蔣介石遊學日本時期兩人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也因此才招致了蔣介石的休妻之舉。但是有關蔣、毛的仳離，各方說法不一。也有人認為蔣經國是抱養來的，並非出自毛氏。《商業周刊》的文章說，由於此事涉及毛夫人的名節，范光陵教授極為謹慎。他對記者說︰蔣緯國也許會忘記或錯記，但是決不會說謊。范光陵表示︰此事蔣緯國曾經多次向他們這幫朋友們提及，也曾一度要求他不得公佈出來。然而，在蔣緯國死後，他們覺得有必要讓真相公佈於世。范光陵說。蔣緯國對蔣經國並沒有恨意。但對蔣經國的生母頗有一些微詞。范光陵說︰哥哥對他的不快，多次是起因於毛夫人向蔣經國反覆灌輸的對姚夫人和他(蔣緯國)的敵意。

該刊的文章表示，范光陵與蔣緯國生前極為熟悉。蔣緯國生前在病榻上曾多次對他提及身世問題，並留下了八盤錄音帶，范光陵說︰蔣緯國的這些遺言，並不是想誣陷某個人，他只是想澄清外界的傳言，以及為什麼與蔣經國之間不睦。


具有蘇州人性格的蔣緯國

臨終不再“忍”

１９９４年夏天，范光陵獲悉老朋友蔣緯國病重住進“榮民總醫院”的消息以後，他作為學人也作為朋友，希望為蔣緯國錄下一些日後可供史家們研究的資料。在那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天下午都去“榮民總醫院”的六病區───那個蔣家輝煌年代不準普通患者隨便進入的特殊病室。如今物換星移，蔣緯國所住的房間裡空空蕩蕩，根本看不出這是一位國民黨進階將領治病的地方，甚至連普通患者的病房也不如，冷冷清清。范光陵正是見到這種處境，更認為有必要為不久於人世的蔣緯國留下一點什麼東西，所以他那以錄音留存歷史見証的想法變得更加強烈了。

范光陵在那段時間，多次與蔣緯國以聊天的模式，了解到許多從前聞所未聞的蔣家內幕。其中特別讓他感到吃驚的是，蔣經國並非蔣介石的親生!以及蔣介石在四歲時，被野狗咬壞了生殖器，從而失去了男人的生殖能力等事情。

范光陵十分了解蔣緯國的為人，一生都是最講“忍”字的，他認為蔣緯國具有蘇州人的性格。而關於兄長蔣經國，從前蔣緯國是從來不敢有任何微詞的，即便是在最要好的朋友范光陵面前，蔣緯國多年以來也是謹言慎行，從不敢多說一句話。

范光陵迄今還記得，蔣緯國是以一種多么艱苦的心情，向他娓娓說出積郁在心裡數十年不敢向外人傾吐的往事。憑著范光陵的直覺，他認為蔣緯國對他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真話，決不會有任何圖報復和泄私憤的成分，那是他的感情的真實流露!

風波迭起的記者招待會

不久之後，孔祥熙的後人孔令儀公開站出來質問蔣緯國，並且否認蔣緯國對范光陵所講的那些話具有真實性。這一消息，對范光陵來說當然是打擊最重的。因為任何人的否定他都可以不加理睬，可是惟有孔家的人出來說話非同一般。因為宋美齡的講話最讓世人信服，而孔令儀恰好是宋美齡在紐約居住時身邊最親密的人士之一，也可以說孔令儀就是宋美齡的代言人。

范光陵急忙去看台灣《聯合報》上登出的發自美國紐約的電訊︰“孔祥熙的長女、宋美齡的姪女孔令儀在紐約指出，蔣經國是蔣介石的親生骨肉，毋庸置疑，外間傳聞實為無稽。”

“孔令儀指出，蔣介石與宋美齡於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結婚後，宋美齡曾經懷孕。但因意外不幸而流產，之後宋美齡便不曾再次懷孕。孔令儀此說，推翻了近日外界所稱蔣介石早年即已喪失了生育能力的傳聞。”

“孔令儀說，幾十年來，蔣、宋、孔、陳家人從未聞聽過蔣經國不是蔣介石所親生的說法，外間各種推測實為穿鑿附會。”

“至於蔣緯國的身世，孔令儀說，她記得早在祖國大陸時，蔣介石有一天即當著宋美齡的面，將蔣緯國找到眼前，對他說出他的真正身世。”

“蔣緯國的親生父親為戴季陶。此事是確實的，早年蔣、孔、宋家人即了解，但仍視蔣緯國為一家人，宋美齡尤其愛護蔣緯國。”

范光陵雖然握有足以讓世人相信的證據───蔣緯國生前最後歲月對他的談話錄音，可是那些談話到底能否在孔令儀的只言片語面前站得住腳呢?他不能不感到有些憂慮。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４日午後在台北凱悅大飯店記者招待會上，范光陵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台灣記者，難免有些緊張。因為孔令儀在美國的發言，對他來說十分被動。就連刊發他提供錄音帶的《商業周刊》也在一夜之間成了眾矢之的，這不能不大出范光陵的意料之外。

等會場裡的雜聲漸漸消逝以後，范光陵說︰“１９９４年７月，我有幸從月初開始，斷斷續續地和緯國先生在‘榮民總醫院’進行過多次祕密的交談。許多內幕我過去也不知曉，現下我可以公佈這八盤錄音帶中的有關部分。希望各位記者在報道的時候，一定以緯國先生的談話原意為準，不要隨意改動緯國先生的原意才好。”

會場上一片寂然，一台錄音機開始傳出蔣緯國那淳濃但卻有些沙啞的聲音，那些平日熟悉蔣緯國的記者們，馬上就從錄音機傳出的聲音裡，斷定講話的就是蔣緯國本人!

記者們默然傾聽著。蔣緯國是以閑聊的模式，先談他本人的身世，接著，他又談了自己在奉化鄉間所度過的童年。以及當年與兄長蔣經國之間的友誼。特別是當蔣緯國談到他與養母姚夫人來到奉化以後，住在柴房裡面，又要受到毛福梅的虐待之時，記者群裡發出了驚愕的噓聲。當錄音機裡傳出蔣緯國那蒼涼的語調，談到他和姚夫人在奉化時的苦難生活，特別是在有關蔣介石夫人毛福梅不守婦道，產下蔣經國這個私生子的情節時，黑壓壓的記者群裡頓時發出意想不到的驚訝叫聲，接下去就無人再說話了，會場上一片寂靜，只能聽到開關錄音機時的輕響、筆在記事本上的沙沙聲和低微的喘息聲。

“范先生!”突然，一位官方記者從人群裡站了起來，“現下外界傳說的，都是有關蔣經國先生並不是蔣介石所生，以及蔣介石不具備生育能力這兩件事。可是，你所提供的蔣緯國的錄音中，根本沒有涉及到這一敏感的問題啊!這又何以正視聽呢?”

“對，請問這兩個問題的出處何在?”又有幾位記者問。

“這……”范光陵急忙欠身向台下解釋︰“是這樣，這段非常重要的談話內容，根本就不在錄音帶上。”

“為什麼不在錄音帶上?”

“是這樣，請大家不要吵!”范光陵見大家七嘴八舌地追問情由，只得說出當時的真情，以解釋這八盤錄音帶沒有上述內容的真正原因，他說︰“當時，緯國先生在談到上述這一重要情節的時候，示意我必須在關閉錄音機以後，才能夠說出真情來。”

記者們聽了這話，再次發生了波動。人們一哄而起，大聲向范光陵質問道︰“這不可能!既然緯國先生想對你說出歷史的真相，那麼他就決不會讓你關閉錄音機!”會場上嘈雜四起，一時氣氛變得緊張了起來。

范光陵邊用帕子拭汗，邊對記者們說︰“緯國先生對我講有關毛夫人和經國先生的關係時，曾經悄悄叮囑過我，說這件事情很敏感，一定要我關閉錄音機，但又允許我可以用筆把他的話記錄下來，當我把緯國先生講的話都記錄下來以後，又當場給他讀了一遍，最後緯國先生對我說︰‘好吧，將來這段話也要守密。’但是，如今緯國先生病故了，我認為有必要讓這些鮮為人知的內情都公佈於眾，所以才有了《商業周刊》上刊載的那些內容。我敢保證，我把緯國先生當時對我談的話，毫無保留地告訴給了新聞界，也從來不敢歪曲緯國先生的原意。我相信我的所有談話，都忠實於已故的朋友緯國先生，他在九泉下有知，也會為我提供證明的!”

范光陵繼續不慌不忙地對記者們說道︰“諸位先生、女士，緯國先生有關蔣經國先生身世的談話，內容本身究竟是真是假，因為我不是歷史學家，沒有資格去評論它，我也不想評論。我只是想替死去的緯國先生盡一點朋友之心，把他當年想說卻又不好對世人說的話，都一一向世人披露出來，因為這是我的責任。至於在座各位相信與否，世人相信與否，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好在世人對是是非非，均有公斷，又何必懷疑我錄音帶是否作偽呢?再說，我又為什麼作偽?所以，我勸各位，不要再從雞蛋裡找骨頭了，謝謝各位。”

當記者們還想繼續向他提出各種刁鑽古怪的問題時，忽然發現范光陵不知何時已經不辭而別了。他那八盤錄音帶也隨之拿走，由於記者們採取了群起發問的不恭形式來對待這位被採訪者，致使那八盤錄音帶只有一小部分內容公開披露，更多的部分則被范光陵永遠藏之於密室，從此秘而不宣了。

(摘自《蔣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謎───來自蔣家“特別醫療小組”的報告》華夏出版社出版，作者竇應泰。)
http://history.163.com/07/0507/09/3DSNLE6300011246_2.html

民視 (2007-05-23 14:16)

　　蔣介石功過吵得沸沸揚揚，蔣家後代終於有人出來說說話，第四代的蔣友柏接受周刊專訪，不諱言，「我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蔣家子孫大方認錯，民進黨肯定，不過，國民黨立委帥化民說，昨是今非不是蔣友柏這個小孩子可以講的。曾祖父蔣介石功過是非，蔣家第四代，蔣友柏在周刊專訪上這麼說。我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我們不能總是對以前的光榮無法忘記，無法接受批評，總要有人出來接受這些事情。

被問到三立二二八造假事件，他更大刺刺的說，國民黨有沒有殺人，有，這是事實，所以在上海殺還是在台灣殺不重要，笨的是，二二八已經從二月被炒到了五月。這些話，國民黨老牌立委帥化民，批小孩子膚淺，不懂事。不過看在民進黨眼里，蔣友柏可是當前蔣家最真的人。是勇敢也好，是膚淺也罷，藍綠解讀不同，不影響蔣友柏親口說出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這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