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deyes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專賣局（即煙酒專賣局，事件後改稱公賣局）接到密報，謂淡水有走私火柴、捲煙情事，乃派傅○通等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在淡水僅查穫私煙五箱。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下午七時三十分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悉數沒收。林江邁苦苦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行列，林江邁情急，抱住查緝員不放，卻遭查緝員以槍管打破頭而鮮血直流。

目睹此景的群眾轉趨悲憤，高喊「還給香煙」…等語。查緝員見狀欲速離開，群眾卻緊追不捨。查緝員傅○通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不幸誤中當時在自宅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二十歲，次日身亡），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激憤的民眾搗毀其卡車玻璃，並將卡車推倒於路旁，要求交出兇手槍斃。專賣局業務委員會李常務委員與業務會楊組長聞報，於九時許前往現場處裡，表示將會懲辦查緝員，惟民眾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楊兩人不得已乃將查緝員六人送往憲兵隊看管。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聚眾遊行，先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搗毀所內玻璃、物品，圍打派出所主管，隨後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四人，致死一人，並將局內物品財物拋至街上焚燒，十二時許，民眾擁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果，乃轉往長官公署，約下午一時許，遊行群眾約四、五百人，以鑼鼓為前陣，沿街呼口號，聲勢浩大。公署廣場前早已調派士兵駐守，衝突一觸即發，不久，槍聲響起，有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傷亡，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也是局勢惡化之關鍵所在。

下午二時許，民眾齊聚中山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隨後進佔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次日，全台各地知悉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乃逐漸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也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群眾湧專賣局台北分局， 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緝煙員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上千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 掃射，當場死傷數人。 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情。 公署長官陳儀宣佈台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群眾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擴展為全島性歷史事件，波及社會各階層人員，各種抗爭與衝突範圍擴及全台各地。從台灣北端到南端，從東到西，乃至澎湖地區亦不能免，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又以台北、基隆、台中、嘉義、高雄地區影響最大。要塞部隊為配合蔣軍登陸而進行「肅清」街頭工作，以長達 兩日密集且持續的火網在街上無特定目標地用步槍和機槍密 集射擊，以恫嚇市民。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憲兵營由福州抵基隆，3月8 日上岸開 始屠殺。
　
3.06 彭孟緝高雄大屠殺。
3.08 彭孟緝入屏東屠城。
3.11 蔣軍入南市進行屠殺。
3.12 蔣軍入嘉義進行屠殺。
3.13 蔣軍入宜蘭進行屠殺。
3.14 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

武力鎮壓與清鄉

綏靖工作，大致可分為武力掃蕩和清鄉兩大重點。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期迅速，除在中部地區由謝雪紅在台中組的「二七部隊」之殘部尚有一些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惟各綏靖分區部隊在執行武力掃蕩之時，確有報復行為，致有民眾無辜傷亡、嫌犯未經審判即就地槍決等情事發生。

就當時在台兵力觀之，事件前駐台之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與工兵營、三個要塞守備大隊之總兵力僅五、二五一人，不足擔任台北之防戍任務。武力鎮壓，尚無實力。三月八日以後，國民政府軍隊陸續開抵基隆，情勢丕變。三月十日，陳儀發佈戒嚴令，綏靖工作全面展開。十五日，國軍往埔里方面推進，縮小包圍圈。「二七部隊」因對外兩條交通要道均遭封鎖，聯絡不便，情勢甚為不利，乃決定派遣陳明忠擔任突襲隊長，兵分三路，夜襲日月潭方面的國軍。另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一小隊扼守烏牛湳橋，以防腹背受敵。突襲隊與國軍四三六團第二營第四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被迫向水裡坑撤退，但該部隊也傷亡慘重，且彈藥亦快告罄。

十六日，國軍四三六團第二、三營部分兵力，又與扼守烏牛湳橋的黃金島小隊發生激戰，戰鬥一開始，該小隊由於佔地利之便，曾重創國軍，造成重大傷亡。旋因火力遠不及國軍，作戰經驗也有所不足，乃漸處於劣勢，被國軍火網所包圍，不得已乃由黃金島率一名隊員突破國軍的火力封鎖線，奔回「二七部隊」本部求援。同日晚上，「二七部隊」以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面受敵，無法與他處部眾聯絡，難以繼續支撐下去，乃決定化整為零，或往嘉義小梅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深夜十一時，隊員各自埋藏武器後，即宣告解散。

十九日起，陳篡地為作持久游擊戰，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陳氏並號召各地響應者，潛藏深山，實施一年的作戰計畫。二十日，二十一師以該殘部潛伏山地為慮，再派四三六團第八連進攻小梅附近，激戰數小時，終使其不支逃逸。但直至五月十六日，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解除戒嚴，結束清鄉，警備總部亦將各綏靖區改為警備區時，陳篡地殘部仍在小梅、樟湖等地進行游擊戰。

髮妻馮弗能離去　情人章亞若被殺 夫人蔣方良坎坷

大約在1926年冬，蔣經國曾與在蘇學習的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因思想與分歧較大，兩人感情破裂分了手。

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期間，蔣經國結識了該廠女工法伊娜。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兩人如膠似漆。1935年3月，他們正式結婚。1935年，蔣經國有了長子艾力克(即蔣孝文)，隨後又生女兒蔣孝章。後來，蔣介石給兒媳法伊娜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蔣方良。

應該說，蔣經國與蔣方良係自由戀愛，兩人關係也甚好。但是，蔣經國到江西贛南任職後，卻又愛上了另一名女子章亞若，而且還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使蔣介石頗傷腦筋，以致後來蔣動了殺念，將章亞若秘密處死。

根據近年披露出來的史料，害死章亞若的幕後黑手，就是陳立夫。

章亞若，江西萬安縣人，生於1913年，其父系讀書人，做過地方官，後搬入南昌，以律師為業，是20世紀30年代南昌城內頗有名氣的職業律師。章亞若肌膚較白，齊發圓臉，聰明活潑，能歌善舞。她少年時代在南昌唸書，進入南昌女中後，其天才日漸顯露。她各門功課均好，國文尤其優秀，寫詩作畫，朗誦歌唱，無一不能，成為全校師生公認的校花。

遺憾的是，章的母親周錦華受舊思想的影響，早早將她許配給其表兄、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剛。1928年冬，15歲的章亞若與唐英剛結婚，兩年後，生了兒子唐遠波，又過兩年再生二子唐遠輝。

章亞若雖給唐英剛連生了兩子，因性格不合，兩人感情並不是很好。唐英剛思想保守，性格溫和，話語極少，除了上班，極少外出。章亞若少女時代讀書的南昌女中，係教會所辦，老師大多係外國人，這些老師在教學生知識的同時，也向學生介紹一些西方新思潮，還有的老師極力主張女性解放，走向社會，張揚個性。正在成長的章亞若受他們的影響甚大，無論是思想到生活，與一般女孩不同。她與唐英剛結婚後，仍經常外出與其他男人跳舞、聚會、看電影、唱新戲。唐英剛對章亞若的行為難以接受，經常指責、干預她的外出。這樣，夫妻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1936年的一天，唐英剛與章亞若發生爭吵後，在極度痛苦中自殺。

唐英剛一死，年輕的章亞若在唐家待不住了，丟下兩個兒子回到了娘家。

20世紀30年代末，日軍打到江西，章家幾經輾轉，遷到江西南部重鎮贛州市。

那時，章家人口較多，每天開支甚大。為了生活，章亞若的母親便動員兒女們各顯神通，自謀職業。章亞若此時雖然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但也只有23歲，加上她有文化，人又長得漂亮，很快被蔣經國看中，將她調到自己主持的“三青糰江西支部訓練班”工作。“三青糰幹訓班”一結束，蔣經國又將她調到贛南專員公署，擔任他的專職秘書。這樣，蔣經國、章亞若就走得更近了。遠在重慶的蔣方良，因與贛南隔著千山萬水，對此毫不知情。

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婚外情，很快被其手下察覺。

沒過多久，此消息傳到了蔣介石、陳立夫的耳朵裏。

對兒子的婚外情，蔣介石起先並未太重視。可陳立夫對此有不同看法，原因有二：其一，蔣經國當年去贛南，是他提的建議。現在將經國出了問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幫其改正。其二，蔣經國係國家元首的兒子，蔣家人的言行，即使是私事，對社會、國家均有影響。如果這件事讓外面的人知道了，對蔣介石的形象會有影響。

此外，陳立夫在政治上雖然歪門邪道，心狠手毒，在男女關係方面卻又相當規矩。他恐怕是國民黨陣營中極少數不拈花惹草的高官之一，吳稚暉、于右任曾稱讚過他的操守。他對國民黨高官中操守不好、道德敗壞者十分痛恨，管不了的他沒有辦法，管得了的他一定要管。

1941年秋，章亞若在桂林為蔣經國生下兩子，消息很快傳到了重慶。章亞若考慮，不應老使她和孩子的身份不明不白，要名正言順地成為蔣家的人。而要正名，首先必須使她與蔣經國的關係明朗。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對蔣經國談了自己的想法。對章亞若提的這個問題，蔣經國不敢答應。

為了使兒子不受輿論譴責之苦，蔣介石決定將蔣經國調回重慶。對遠在桂林的章亞若，蔣介石則萌生了一個極其毒辣的計劃——殺死。

誰去處理這件事呢？蔣介石想來想去，覺得最好是交給陳立夫去辦。

一天，蔣介石將陳立夫召到上清寺的官邸說：“經國與江西那個女人的事，已經在贛南、桂林兩地有不少流言，此事對我們家裏的名聲損害很大。我教子無方，才出了這樣的事情。我準備將經國調回來。現在的問題是那個女人，她住在桂林，經常在外面說她生的兩個兒子是經國的，還說經國如何如何喜歡她，她要向經國要正式名分，還聲言要與經國舉行正式婚禮，這成什麼體統？我們不是一般的家庭，名譽很重要，再不能讓這個女的到處叫喊要名分，要與經國結婚，把我們家的名譽搞壞了。我想這事要你給我們家分個憂，那個女的也交給你去處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不能讓他人知道。”

陳立夫聽了，滿口答應道：“我馬上找人處理此事。其實，我對這件事早有此想法，你考慮的與我想的一樣，再不處理，經國將來在社會上毫無形象。共產黨要知道了，更要大做文章。”

陳立夫從蔣介石那裏出來後，立即召來中統特務頭子顧建中，密謀了秘密處死章亞若的方案。其方法和步驟是：既不槍打，又不用刀刺，派兩名特務到桂林用重金買通省立醫院的醫生或護士，利用給章打針的機會，將毒藥倒入針劑中，再將毒液注入章的肌膚，將章毒死。

1941年11月，兩名特務到達桂林。他們偵察了章亞若的所有情況，包括住地、經常去的地方，接觸的人等。然後，成功地收買了該院內科一姓王的醫生。

一天，章亞若的一個友人請客，請章出席。章本不願參加，後來怕別人有意見，便丟下兩個小孩去了。由於都是熟人，大家在桌上邊吃邊談，邊談邊吃，一晃就是兩三個小時。

不知何因，章亞若回家時，突然頭痛胸悶，上吐下瀉，臉色蒼白，親友們見狀，連夜將她送往省立醫院救治。經過一陣搶救，章亞若有所好轉。

就在這時，醫院的王醫生突然出現了。他走進章亞若的病房說：“晚上還要給章亞若打一針。”

大家以為，他是醫生，給章亞若打針，是治病，沒有人想到他是被特務收買的醫生。

到了晚上，王醫生來到章的病房打針。他先給章亞若注射右手，覺得不方便，然後再打左手，這一針順利地扎了進去。針抽出不一會兒，章亞若感到揪心似的難受，大叫了一聲“哎喲……”

喊聲一停，章亞若就不省人事，並閉上了眼睛，手腳掙扎一陣後，就再也不能動了。

醫院的醫生、護士都來了，經全力搶救，仍無濟於事，醫院給她診斷的結果是“血中毒”。至於血是怎麼中毒的，醫生們就無法知道，也無法解決了。

章家的人都感到章亞若死得不正常，因怕再遭毒手，帶著章亞若的兩個小孩匆忙逃走。

事後，陳立夫將此事直接告訴了蔣經國，並且說是遵照其父的意思做的，旨在維護他的形象，使他將來有個好前途。

蔣經國得到此消息，心中十分苦痛。據日本著名學者小谷豪冶郎1990年4月在台灣出版的《蔣經國先生傳》中說，蔣經國對章亞若感情很深，他得知章亞若的死訊時，哭過好幾場，而且眼睛哭腫了，為了掩飾，他還特地叫人去買了一副黑眼鏡戴上。

過去，一些寫蔣氏父子的書談到章亞若之死時，都說是戴笠的軍統特務毒死的。直到2004年，逃往台灣的國民黨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將谷正文在接受《華聲》週刊記者訪問時，才公開向社會說出：“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谷正文的說法，為人們解開了一個60餘年的大謎團。

這裡還需提一筆的是，2006年1月26日，蔣孝嚴在台灣《中國時報》上撰文說，他母親當年在桂林被害，是其父的部下所為，而且連他們兄弟也想除掉，至於是誰行兇的，文中沒有說明。筆者看過此文後，認為蔣的說法不太可信。因為，涉及到蔣經國情人、兒子生命攸關的問題，沒有蔣介石、陳立夫這類人下令，一般人是不敢去幹的。(濟南時報)

夫人蔣方良一生坎坷 晚年喪夫喪子孤獨淒涼

從前蘇聯到大陸到台灣的離鄉背井，從喪夫到一連失去三個兒子的死別，蔣方良的遭遇只能用坎坷不平形容。

蔣方良是俄羅斯人，她和蔣經國是在前蘇聯認識的。

蔣經國不喜女人干政，不希望蔣方良和官太太們攪和搞小圈圈，所以她的生活範圍愈縮愈窄，來往的只剩那群從大陸到台灣、能講一口寧波話的老友。當丈夫當上“行政院長”時，她並未因貴為“院長”夫人，而生活有所改變，反倒得割捨掉她的興趣：有一天蔣經國告訴她，不希望人家講“院長夫人也打麻將”，就這一句話，蔣方良自此沒上過牌桌。

從大陸到台灣，對蔣方良而言，像是又失去一個故鄉，一切都得重新開始。但蔣方良清楚，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她自我安慰，孩子丈夫在哪兒，哪兒就是故鄉。她萬萬想不到兩岸的隔絕並不亞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大陸和前蘇聯，在台灣40多年的日子裏，她既回不了故國，也踩不到大陸故土，對原鄉的強烈思念，只能藏在心底最深處。

不過，這個以夫為天，以兒女為中心的母親當時雖然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至少還有先生和孩子。蔣經國在世時，蔣家對家庭成員的生日十分重視，包括蔣經國、蔣方良和四個兒女的生日，以及蔣經國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全家一定回家團聚在一起，舉辦一場簡單的家庭聚會，切蛋糕、開香檳。有時蔣經國興致高，除了當場親吻蔣方良外，也會在兒女的起鬨、簇擁下，與愛妻共舞，十分熱鬧。因此，他們的家居照片常有親吻鏡頭。

1925年底，蔣經國由蔣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學，後到了烏拉爾重鋼鐵廠工作。1934年，18歲的芬娜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來到烏拉爾重鋼鐵廠當女工。由於處處受到蔣經國副廠長的悉心照顧，芬娜內心感激不已。人在異鄉的蔣經國臥病時，她悉心奉侍湯藥。1935年3月，這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後來芬娜改名“蔣方良”，從而改變了她的一生。

蔣介石的家庭有個俄國媳婦，不難想像，蔣方良在那個複雜的家庭裏承受著多大的壓力。從前蘇聯到中國大陸，蔣方良沒讓蔣家失望，她徹底將自己變成一個中國人，一口寧波話講得比蔣經國還地道。

後來，兒女長大各自成家，官邸內只剩兩老彼此扶持。蔣方良的日子寂寞、孤獨，但總還有個老伴可依靠。而這惟一的依靠，也隨著蔣經國和三個兒子相繼去世，逐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誰也沒想到，蔣方良兒女成群，老來竟會飽嘗孤寂和淒涼。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短短8年內，蔣方良的三個兒子一個接著一個病逝，這是她生命中的椎心之痛。

大兒子蔣孝文在蔣經國走後第二年，因鼻咽癌過世，這是蔣方良首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哀戚。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兒子蔣孝武掛念年邁母親孤苦無依，在父逝後積極請調回臺，未料在新職發表前夕，突然病逝榮總。這個打擊，讓蔣方良崩潰，她再怎麼堅強，也無法抑制情緒，在眾人面前掩面而泣。

1996年底，她僅存的小兒子蔣孝勇也因食道癌在榮總過世。蔣孝勇生前曾說過，蔣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從大直官邸到榮總醫院。她的三個兒子都是在榮總去世，每一通來自榮總的電話鈴聲，都是催促她再趕一趟傷心路程。

本來就已經沒有聲音的日子，隨著孩子不斷離世，更加寂靜。蔣方良變得不言不語也不再哭泣。據這幾年到過蔣家的人說，蔣方良經常一個人癡癡地凝望著蔣經國和四個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臉上無助的神情，看了令人心酸。(廈門日報)

章亞若打破家庭和睦 蔣方良最終接受“情敵”

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蔣方良，生性活潑開朗，幫助丈夫蔣經國在政治的領域上開創事業，蔣方良也被視為勤勞簡樸、克己奉公的賢內助；然而，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蔣家的和睦；蔣方良最後則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一切埋在了心。

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

1937年3月，蔣經國(蘇聯名為尼古拉)帶著芬娜回到中國，不僅在溪口老家舉行了中式婚禮，公公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字為蔣方良，芬娜還在蔣經國生母毛氏身上，看到了中國常規女人的克勤克儉、隱忍寬厚的品格，這成為她日後在蔣家的生活標準。

1938年4月1日，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生性活潑開朗的蔣方良，很快與當地的青年人打成一片，幫助丈夫進行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

當時，蔣經國為減輕當地婦女生活負擔，興辦幼稚園、育兒院和慈善事業，蔣方良則義無反顧的擔任育兒院院長，親自帶頭上街募捐。

最終接受章亞若“插足”

這對人人稱頌的“鴛鴦”，因為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小兩口的家庭和睦。章若亞後來為蔣經國生下兩子，即章孝嚴與章孝慈。而蔣方良在“二奶”事件中的看法和表現，各界說法不一，但蔣方良最終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看到的一切埋在心裏。綜合

蔣方良險遭阿扁“掃地出門”

臺軍方高層官員透露，蔣方良居住的“七海官邸”，緊鄰臺“海軍總部”之旁，但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市政府一度單方面發表都市計劃，要將“七海”劃為公園預定地，差點要將蔣方良“掃地出門”，經力爭才挽回。

陳水扁曾透過“友人”表示，他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對蔣夫人的照顧。但據了解，在蔣方良最後的幾年中，臺“國安局特勤中心”雖仍派車接送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女士的醫療人員，但“七海官邸”現只有一部座車、3部特勤人員車，待遇已大不如前。蔣方良在“七海”的老司機胡獻堂曾述說世態炎涼，蔣方良晚年只靠撫恤金過日子，連出門旅行都不寬裕，更別提回俄羅斯探望親人。(重慶晨報)

04/17/2007/08:53 華夏經緯網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時間），響起了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槍，那是兩名留學生黃文雄、鄭自財行刺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一顆子彈與蔣經國擦身而過，這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四二四刺蔣案”。

　　●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

　　1970年4月，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邀請赴美訪問。蔣經國一行人在4月22日啟程，先在舊金山停留，23日到華盛頓，適逢當地櫻花季節，遊客如織，但蔣經國一行卻無此雅興，因為，自23日早上起，“台獨聯盟”約三四十人，就在白宮前進行示威抗議，高舉標語、大聲疾呼：“國民黨下臺！反蔣經國訪美！”

　　4月24日，蔣經國按原定行程飛至紐約，出席美東工商協會午餐會。10點多鐘，“台獨聯盟”陸續朝皮爾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斷高喊口號，加入抗議遊行活動的人也漸漸增多。11點過後，蔣經國搭飛機抵達紐約，來到皮爾飯店房間稍事休息，準備參加在布拉薩大酒店舉行的午餐會。

　　隨後，蔣經國一行直接乘車至布拉薩大酒店，短短的距離卻因交通堵塞，行進速度相當緩慢，仿佛有半刻鐘之久，同時“台獨聯盟”抗議者早已圍聚在布拉薩酒店大門兩側，當地警方僅以一條紅繩攔阻。

　　布拉薩酒店正門設計雄偉，門前有數層寬廣石階，兩側各有四根大理石石柱。座車直駛至石階前停下，蔣經國下車慢慢步上石階，王廣生、吳化鵬等隨行安全人員跟在左右兩側，美方兩名便衣警察緊跟在後。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財突然從側旁石柱竄出，散發傳單，很快就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直衝上前，一邊快速的從風衣內亮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裏大聲喊著：“殺！”並準備扣下板機。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衝向黃文雄，將他舉槍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涌上，“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財見狀立刻從右側衝上來，王廣生趕緊擋住將他推開。現場一片慌亂，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終不敵警方人多勢眾被制服。

　　●蔣經國大度放人

　　當天蔣經國遇刺無恙，照樣按原計劃進入布拉薩大酒店赴宴。宴會未終，美國捷足記者追蹤而至，請他發表“遇刺感想”。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美國果然成就蔣經國的仁愛之心，釋放了刺客，理由是未傷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蔣經國遇刺無恙，卻留下一個難解之謎。那就是安全工作的“漏洞”。此次訪美期間，蔣經國在公眾場合都是警衛森嚴。由於蔣經國抵達美國後，其安全護衛工作主要是由美國警方負責，所以台灣的警衛人員對美國警方意見很大。他們難免納悶：兩名刺客為何能突破警衛的封鎖，在距蔣經國10米多的地方開槍射擊？

　　不過，擒兇的美方警衛肯定與行刺陰謀無關，那名及時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蔣經國無恙的美方警衛，確是盡職盡責，為此蔣經國將自己當時所戴貴重手錶相贈，以謝救命之恩。可能也是意識到警衛工作存在問題，當時的尼克松總統除了表示道歉，還立即下令，蔣經國在美的安全由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負責。此後，20名身形高大的警衛圍在蔣經國身旁，任何人不得輕易近身。

　　蔣經國遭“台獨”分子刺殺的消息，立刻就以電報告知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台獨分子行刺，無受傷”。蔣經國當天不改行程，繼續在酒店裏發表演講，蔣介石那邊卻著急萬分，發電報催促蔣經國趕緊返臺。

　　蔣經國這次遇刺事件影響深遠，據蔣經國的心腹透露，這件事讓蔣經國更加重視台灣的族群問題，此後他更加傾向於重用臺籍精英，這也是李登輝後來得到重用的一個原因。子彈擦耳邊 蔣經國訪美遇刺"四二四刺蔣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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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2007/08:53 華夏經緯網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時間），響起了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槍，那是兩名留學生黃文雄、鄭自財行刺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一顆子彈與蔣經國擦身而過，這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四二四刺蔣案”。

　　●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

　　1970年4月，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邀請赴美訪問。蔣經國一行人在4月22日啟程，先在舊金山停留，23日到華盛頓，適逢當地櫻花季節，遊客如織，但蔣經國一行卻無此雅興，因為，自23日早上起，“台獨聯盟”約三四十人，就在白宮前進行示威抗議，高舉標語、大聲疾呼：“國民黨下臺！反蔣經國訪美！”

　　4月24日，蔣經國按原定行程飛至紐約，出席美東工商協會午餐會。10點多鐘，“台獨聯盟”陸續朝皮爾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斷高喊口號，加入抗議遊行活動的人也漸漸增多。11點過後，蔣經國搭飛機抵達紐約，來到皮爾飯店房間稍事休息，準備參加在布拉薩大酒店舉行的午餐會。

　　隨後，蔣經國一行直接乘車至布拉薩大酒店，短短的距離卻因交通堵塞，行進速度相當緩慢，仿佛有半刻鐘之久，同時“台獨聯盟”抗議者早已圍聚在布拉薩酒店大門兩側，當地警方僅以一條紅繩攔阻。

　　布拉薩酒店正門設計雄偉，門前有數層寬廣石階，兩側各有四根大理石石柱。座車直駛至石階前停下，蔣經國下車慢慢步上石階，王廣生、吳化鵬等隨行安全人員跟在左右兩側，美方兩名便衣警察緊跟在後。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財突然從側旁石柱竄出，散發傳單，很快就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直衝上前，一邊快速的從風衣內亮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裏大聲喊著：“殺！”並準備扣下板機。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衝向黃文雄，將他舉槍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涌上，“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財見狀立刻從右側衝上來，王廣生趕緊擋住將他推開。現場一片慌亂，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終不敵警方人多勢眾被制服。

　　●蔣經國大度放人

　　當天蔣經國遇刺無恙，照樣按原計劃進入布拉薩大酒店赴宴。宴會未終，美國捷足記者追蹤而至，請他發表“遇刺感想”。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美國果然成就蔣經國的仁愛之心，釋放了刺客，理由是未傷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蔣經國遇刺無恙，卻留下一個難解之謎。那就是安全工作的“漏洞”。此次訪美期間，蔣經國在公眾場合都是警衛森嚴。由於蔣經國抵達美國後，其安全護衛工作主要是由美國警方負責，所以台灣的警衛人員對美國警方意見很大。他們難免納悶：兩名刺客為何能突破警衛的封鎖，在距蔣經國10米多的地方開槍射擊？

　　不過，擒兇的美方警衛肯定與行刺陰謀無關，那名及時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蔣經國無恙的美方警衛，確是盡職盡責，為此蔣經國將自己當時所戴貴重手錶相贈，以謝救命之恩。可能也是意識到警衛工作存在問題，當時的尼克松總統除了表示道歉，還立即下令，蔣經國在美的安全由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負責。此後，20名身形高大的警衛圍在蔣經國身旁，任何人不得輕易近身。

　　蔣經國遭“台獨”分子刺殺的消息，立刻就以電報告知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台獨分子行刺，無受傷”。蔣經國當天不改行程，繼續在酒店裏發表演講，蔣介石那邊卻著急萬分，發電報催促蔣經國趕緊返臺。

　　蔣經國這次遇刺事件影響深遠，據蔣經國的心腹透露，這件事讓蔣經國更加重視台灣的族群問題，此後他更加傾向於重用臺籍精英，這也是李登輝後來得到重用的一個原因。（來源：青年參考）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5-11 12:10:25

　　中評社香港5月11日電／台灣當局封存近30年的“刺蔣案”機密檔案10日曝光，檔案共計“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二大冊，此外，案發後國民黨當局對當時島外“台獨運動”的因應策略也首次攤開在民眾面前。內容也涉及到諸多當時的“政府官員”，包括時任“行政院長”嚴家淦等。
　　中新網援引台灣媒體報道，“刺蔣案”發生在1970年4月24日。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研究檔案，試圖從中耙梳案發後國民黨當局對“台獨運動”的態度。陳儀深表示，島內雖已不乏相關的口述歷史，但卻還沒有研究者用“外交部門”的檔案進行研究，因此對案發後當局的處理方式與決策制訂，尚無法窺得全貌。

　　這份“刺蔣案”檔案曝光後，涉及到的當時官員包括“行政院長”嚴家淦、“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駐美大使”周書楷、“外交部長”魏道明、“北美司”司長錢復，以及主角人物“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最關鍵的結論是，嚴家淦最後下令指示“外交部”及“駐外單位”，對全案“採取緘默態度”，好讓國際社會對台灣當局有正面觀感，但私底下卻對“台獨運動”多方打擊。

　　陳儀深調閱“外交部門”的檔案後發現，案發後“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後，擬定一份“說帖”，建議三個方案，一是“寬容對待”，亦即以蔣經國名義去函美國請求對方減刑；二是採取“嚴正對待”，希望美方處以重刑，並將犯人引渡遣返台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但對‘台獨’多方打擊”。

　　陳儀深表示，刺蔣案發生在27年前，相關當事人已于1996年後陸續返臺，開槍的黃文雄曾是“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起計劃行刺的鄭自才也回歸老本行從事建築設計業，學界相關的訪談與口述數據也陸續出爐。他也說，希望相關官員能夠出面說明，協助填補史實的漏闕。

　　研究“刺蔣案”的學者、“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張力10日讀完研究報告後表示，“台獨運動”只是刺蔣案的一個面向，認為還可更加多方探討。如果要全面還原歷史真相，應該還需調出“國安局”與美方的數據，彼此輔證，才不會偏頗。　

■楊青矗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遭竹聯幫份子在美國舊金山郊區大理市其家車庫前暗殺。事隔二十年，近日有幾家平面媒體以大篇幅再報導此事。當時槍擊江南的吳敦，也二次、每次一小時，在東森電視接受訪問，暢談他暗殺的過程，及坐牢時因為他與陳啟禮暗殺的「愛國」行為，享受在獄中有菸抽、有電磁爐可煮龍蝦，一般囚犯所無的特權生活。

此案肇因於江南撰寫「蔣經國傳」透露了許多蔣經國見不得人的秘辛，在美國的華文報紙連載時，洛陽紙貴，蔣經國對此至為不滿，後來找人去與江南談，花了台幣三千萬叫江南改寫，出書後的「蔣經國傳」幾乎成為讚揚蔣經國政績的書。

但江南又著手撰寫「吳國禎傳」，吳國禎對蔣經國的特務統治曾有所抱怨，是蔣經國政壇敵手。吳任台灣省主席時，有些事情，蔣經國未呈報省主席即擅自處理，吳對這也常發牢騷，他又發現蔣經國有暗殺他的跡象，遂託蔣夫人安排，讓他辭掉省主席，移民美國。吳國禎在美曾公開批判蔣經國實施特務統治，濫殺無辜。江南的「吳國禎傳」有蔣家不堪聽聞的內容，而引來殺身之禍。

暗殺的執行是由當時的軍事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吸收竹聯幫的總堂主陳啟禮及帥嶽峰，施予特工訓練，雇用殺手吳敦及董桂森在美國暗殺。在台灣，這種政治暗殺事件是不會破案的，但此案在美國發生，美國的情治單位憑現場遺留兇手的腳踏車及國際電話錄音而破案，逼得蔣政府以一清專案、掃黑為藉口，逮捕陳啟禮及吳敦。事先陳啟禮深恐回台後被暗殺或逮捕，在美國留有自述案情的錄音帶，交由竹聯幫旅美要角張安樂保存，案發後張安樂將錄音帶交給聯邦調查局。蔣經國不得不逮捕涉案的軍情局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及第三處代處長陳虎門。

此案社會大眾都懷疑是蔣孝武令汪希苓所為，因此蔣孝武被蔣經國派去新加坡當代表，避開是非之地，但汪希苓、吳敦等人一直為蔣孝武叫屈，認為他背黑鍋。江南遺孀崔蓉芝至今表示此案「有兇手，無主謀」。但從一些脈絡，我們可以找出主謀就是蔣經國的證據。吳敦透露，當年他和陳啟禮及董桂森返台隔日即奉召向汪希苓作「述職報告」，汪希苓當場打電話向上級報告已在美國制裁了江南，吳敦描述汪希苓報告時神色恭敬，不斷稱「是、是、是」。吳敦說：「汪希苓若非向重要上級報告，不可能是這種神情」，言下之意，這位上級就是蔣經國，按軍情局及調查局都直接向蔣經國負責，局長直通天聽，不受任何人指揮。汪希苓另一個形式上的上級即是國安局局長汪敬煦，根據汪希苓的回憶錄稿，他是翌日親赴汪敬煦辦公室報告。所以第一時間打電話報告的上級即蔣經國，也就是蔣經國密令汪希苓暗殺江南，汪希苓聽完陳啟禮等人事成的「述職」，當場打電話向蔣經國報告。

汪希苓一向不說出主謀者是誰，由他一肩扛起。根據郭冠英訪問汪希苓，一再探詢，汪希苓說：「你知道嗎？關我以前，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我說不要考慮我，為了國家，我願擔起一切責任。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他也很難過，這你就懂了。」汪希苓「這你就懂了」，這句話無意中已透露了主謀者就是蔣經國。

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他坐牢並非在監獄坐，是在家休息，這是當時的政治犯眾所周知的，社會上也有所風聞。後來減刑，他被判無期徒刑，僅「在家休息」了六年多。如果不是蔣經國主謀，誰敢讓他「在家休息」。陳啟禮及吳敦也都被判無期徒刑，也因減刑關了六年多即告出獄。

江南案使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成為眾矢之的，被迫讓美國派人來台偵訊測謊，在美的情治人員均被趕出美國。當時黨外運動扣緊這個議題窮追猛打，迫使蔣經國宣示「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再選總統……」蔣家政權到他為止。本案對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如不是蔣經國密令暗殺，汪希苓捅出這麼大的案子，不槍斃才怪，哪還會「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

美麗島事件我是高雄服務主任，我被捕後，偵查期間，曾有偵查人員告訴我，要逮捕我們這些檯面人物，都經蔣經國批准，他們才敢抓。何況江南案在美麗島事件的五年後，如無蔣經國密令，汪希苓向天公借膽，都不敢派殺手去美國暗殺美國人（江南是美籍華人）。

國民黨一逃亡來台，蔣經國即當特務頭子。蔣經國在俄國時，當俄共開鬥爭大會批判中國的國民黨，蔣經國即跳上演講台鬥爭他父親蔣介石。此舉他是做給史達林看，以保住他在俄國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見他表面祥和，骨子裡卻心狠手辣，也很會偽裝，把父親大鬥特鬥。

日前在汪笨湖電視談話節目上，看到凌子楚說他在軍中當校官時，有一次在搬運秘密檔案，看到其中有一本「高雄」的檔案，他拿起來翻讀，原來是策劃「美麗島高雄事件」的腳本。裡面寫著以便衣軍人混入人群中棒打執勤憲警，製造美麗島事件。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台北黃信介家及美麗島高雄服務處，同時各被十幾個流氓拿斧頭及棍棒進去打得爛碎。事後有一位被邀但沒有參與的流氓偷偷向我密告，是警總的人拿十二萬元請一家飯店的老闆僱用黑道所為。之前十幾天，也被一群黑道打過一次。屏東服務處也被黑道舉槍恐嚇過，這都是當時的情治單位僱用黑道所為。

林義雄家祖孫三人被暗殺的血案，及陳文成命案，至今二十五年了，都破不了案，可以肯定的是，這是蔣經國特務系統的政治謀殺案件。江南若在台灣被暗殺，也是破不了案的。但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雖然追訴期已經過去，也要繼續追查，期能破案。

二十五年前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辦創刊酒會，疾風集團帶數百人大書「愛國有罪嗎？」霸住敦化北路，搖著巨大國旗，大聲吶喊叫罵，雙方衝突了十幾個小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放任他們亂鬧。暗殺江南，汪希苓與吳敦都認為他們是「愛國」行為，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在其特務頭子蔣經國的教育下，暗殺異議份子就是「愛國」，愛國殺人是無罪的觀念，實在令人不寒而慄，在這種暗殺手段之下，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不知是誰把她毒死的？

（全文完）

　　暗中指使心腹舉荐 會上逼退“行政院長”

　　近年來，蔣經國在台灣交棒之事，屢被人炒作。很多人認為蔣介石透過鏟除老人，為兒子交棒掃清道路。其實，蔣介石讓兒子交棒，做的是一筆政治交易，同時，也堵住了別人的嘴。
　　台籍政客當推手

　　上世紀40年代末，蔣介石從大陸帶到台灣的軍政人員幾乎佔據了台灣的所有官場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場謀到一個課員位置也不易，此舉造成逃台的大陸軍政人員與台籍人士矛盾十分尖銳，台灣民眾對此也十分不滿。

　　50到60年代期間，美日兩國，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當局施壓，要求蔣介石將台灣省長一職交由台灣人做，以緩和矛盾，並力推吳三連、黃朝琴、謝東閔等人。由於一心想培養兒子交棒，蔣介石一直找種種藉口推脫。

　　到了1971年年底，老謀深算的蔣介石覺得兒子交棒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兒子蔣經國也已60歲了，於是決定將交棒之事提上議事日程。

　　1972年2月底，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帶著蔣經國到台灣南部的日月潭休息。他們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樓住了兩天後，蔣介石便叫侍從通知台灣省議會議長、台籍政客謝東閔和南投縣長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見。

　　蔣介石的召見，表面是聽取地方工作會報，實際上是考察兩人對蔣家是否忠誠。最後，蔣介石特別問到，蔣經國隨他來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會上對蔣經國的看法怎么樣。

　　謝東閔在地方政壇摸爬滾打多年，練就了一副好口才，對蔣所提問題，特別是蔣經國的問題，謝回答得比較得體，還借機對蔣介石和蔣經國大大歌頌了一番，使在場的蔣氏父子十分高興。

　　透過這次面試，蔣氏父子認為，謝東閔是一個對蔣家忠誠、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灣省省長，對國民黨和蔣家大有好處，並能為蔣經國交棒當推手。

煞費苦心，蔣介石找人寫舉荐信

　　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召見了與蔣經國關係極好的總政戰部副主任王升上將，告訴他說，這段時間，社會各界紛紛要求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還有千余名“國大代表”聯名上書（實際上是蔣介石在背後策劃的），台灣省議會議長謝東閔的願望尤其強烈，他在多個高層會議上推薦蔣經國，說他可擔大任。

　　他還對王升說︰“既然社會上對經國如此推崇，你到霧峰去找一下謝東閔，讓他正式寫一封舉荐信給黨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經國做‘院長’是人心所向。為了使信寫得有力，你可先找人草擬好帶去，但不要說是我指示的。”

　　王升系特務出身，跟蔣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老蔣的意思，他一聽就明白，於是馬上說︰“‘總統’放心，我馬上就去找謝東閔，只要他在舉荐信上簽字蓋章，我就急速帶回來。”

　　王升立即找來一個筆杆子，以謝東閔的名義草擬了一封舉荐信。信中稱蔣經國“才德兼備，智勇雙全，確為多難興邦的輔弼俊秀”，還說︰“經國先生既然眾望所歸，為全‘國’上下所共舉，即是民意之所趨，是故順應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愛，實為萬民稱頌之豐功偉業。”

　　王升將信帶到霧峰，先向謝東閔說明來意，然後將舉荐信給謝過目。謝看後，知道是蔣介石授意的，當即表示愿為“國家”舉荐人才，並同意在信上簽名蓋章。

　　王升接著說︰“你如同意，還得在你們當地找一個毛筆字寫得好的人將這封信重抄一遍。”

　　謝東閔馬上拿出省議會的公用信箋，讓他的秘書抄了一遍，最後蓋上自己的印章。

　　臨別，王升囑咐謝東閔︰此事重大，要高度守密。他還說︰“謝議長今天與我配合得很好，我回去一定向‘總統’和經國如實報告。我想，此事如達成，‘總統’和經國將來不會虧待你的。”

　　蔣經國看了謝東閔的舉荐信非常高興，並對王升誇獎了一番。隨後，蔣經國又將舉荐信送給蔣介石看，老蔣也很滿意。

　　第二天，蔣介石又將此信交給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說這封信是謝東閔特地派人送到台北來的，謝關心“國家”大事，其愛“國”之心令人欽佩，囑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會上宣讀。

　　中常會前，蔣介石對“副總統”搞突然襲擊

　　1972年5月26日，國民黨舉行中常委會議。會前，中央黨部未向各位常委告知會議內容。會議開始前半小時，蔣介石示意張寶樹將謝東閔的舉荐信遞給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看。

　　嚴家淦看了信，知道這是蔣介石要兒子交棒。雖然心裡有點不高興，但他想，這種事自己想擋也擋不住，還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主動讓出職位，以滿足蔣氏父子的慾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無他求。

　　想到這裡，他走到蔣介石身邊低聲說︰“‘總統’，那我今天就在會上辭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並力荐經國先生接替我的職務。”

　　蔣介石見嚴把話說明了，就說︰“副‘總統’就職才6天，不能辭，你只辭‘行政院長’。”

　　於是，中常會在會前搞了一個臨時議程，討論謝東閔的舉荐信和嚴家淦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並提名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張寶樹宣讀舉荐信後，會上鴉雀無聲。因事情來得太突然，與會者不知如何應對。嚴家淦講完後，會上仍然沒有人表態。蔣介石見冷了場，便提議說︰“贊同嚴副‘總統’提議的，請站起來﹗”

　　與會的中常委懾於蔣介石的權勢，都站了起來。據謝東閔後來說，張寶樹宣讀他的舉荐信時，蔣氏父子均面帶笑容，嚴家淦卻不太高興。

　　他還說，他也知道這封信會得罪嚴家淦。嚴家淦是他的老上級，當年嚴做台灣省主席時，謝東閔是省政府的秘書長，兩人關係一直很好，自己現下突然來這一招，有些對不住嚴。

　　按規定，“行政院長”本應由“總統”提名，蔣介石怕外面議論，改讓嚴家淦提議。

　　為了安慰嚴家淦，蔣介石私下找嚴談話，讓他不要背包袱，並說以後不會虧待他的。嚴家淦官欲不強，為人也比較本分，經蔣這一安慰，心裡的氣很快就消了。

　　這樣，在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老子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的特殊的政治架構。一時間，中外媒體對蔣氏父子的這種做法紛紛進行抨擊。

　　國民黨中常會透過了蔣經國的任命後，蔣介石接著又採取了兩個舉措︰一是指示國民黨中宣部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和《聯合報》上刊登文章，稱頌蔣經國的才德；二是策動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個書面宣傳稿，對嚴家淦辭去“行政院長”稱揚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員”的不滿。結果在“立法院”透過蔣經國的任命時，在408票中，蔣得了381票，順利透過了任命。

　　大功告成，有功人員獲提拔

　　對蔣經國交棒立下大功的謝東閔，蔣經國自然要投挑報李。1972年6月1日，蔣經國到“行政院”宣誓就職時，任命謝東閔為台灣省主席。

　　隨後，蔣介石又親自召見了謝東閔，鼓勵他努力貫徹行政革新，為民服務。蔣還向謝東閔暗示，他一貫重視培養台灣地方人士，只要他在任職期間好好干，以後還會被提拔的。據說，對蔣介石的召見和鼓勵，謝東閔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對蔣經國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蔣介石也沒有忘記，馬上任命他為總政戰部主任，軍銜由陸軍上將升為二級上將。

　　謝東閔當上了台灣省主席，美日兩國表示滿意，認為此舉對緩和台灣社會矛盾大有好處，而對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則只字不提。

　　1975年4月，蔣介石病死，嚴家淦繼任“總統”。但因蔣經國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實際大權都握在他手上。嚴家淦也知道自己是個過渡人物，所以盡量少管事。

　　對於謝東閔的“大恩”，蔣經國一直未忘。1978年3月，蔣經國出任第六任“總統”時，提名謝東閔為“副總統”。5月20日，謝與蔣一同宣誓就職，成為國民黨逃台後，職務最高的台籍人士。

　　對於當年與蔣家做的這樁政治交易，謝東閔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99年4月，進入暮年的謝東閔想到自己來日不多，才將這件“最高機密”披露給準備給他寫傳記的台灣學人邱家洪。為此，邱家洪在台灣木棉國際事業公司出版的《政治豪情淡泊心──謝東閔傳》一書中說，謝東閔對他當年做的這件事非常得意，認為他“為台灣的安定與發展，做了一件劃時代的大貢獻”。（本報特約撰稿人 汪福祉）
雲網 http://www.yunnan.cn 2006-11-22 16:22:02 世界新聞報

　嘉義在二二八事變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區，事變發生時所組成的民兵表現得最凶悍，對軍事重地的包圍戰進行得最激烈，也是最早跟國民黨軍談和，卻是遭到國民黨軍公開槍斃人數最多的，尤其在蔣經國視察嘉義的前後兩天，國民黨軍的屠殺幾乎血染了嘉義火車站廣場。

　蔣經國在二二八事變中的角色，一直顯得非常曖昧，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他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第二處處長的身分，陪同國府國防部長白崇禧，由南京搭機飛抵台北。

　當時，國府二十一師已經幾乎控制了台灣的局面，白、蔣兩人在拜訪陳儀及葛敬恩，對整個局勢作了全面瞭解之後，就開始到各地視察。按順序由台北起，接著是基隆、屏東、高雄、嘉義、彰化、台中。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二十三日，他們抵達嘉義。在此之前，因為台中和嘉義兩地的戰鬥比較激烈，他們一路南下到新竹後，就很刻意地跳過這兩個地方，再由南向北走。

　有一點很詭異的，他們抵達嘉義的前一天，國民黨軍連續在嘉義火車站前槍斃了三批嘉義人，總計二十六名；而他們離開的次日，國民黨軍又在同一地點槍斃了七十多名嘉義人。

　二十二日被槍斃的，包括市參議員潘木枝（東京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執業醫師）、盧炳欽（東京齒科專門學校畢業）、柯麟及陳澄波（事變中，擔任處理委員會委員）等人，均屬嘉義地區難得的菁英。

　其中，陳澄波更是台灣非常著名的畫家，他是日治時代第一位加入抗日組織『台灣文藝聯盟』的畫家，戰後曾加入國民黨，他的殉難對台灣藝術界的影響非常深遠。

　二十四日，國民黨軍繼續集體槍決的七十多人，幾乎都是參加事變的戰鬥民兵幹部，包括戰後曾任嘉義市警察局長的陳容貌（他在三月三日率領大批警察加入民兵）、『嘉義三二處理委員會』防衛司令部參謀長盧鎰、防衛司令部宣傳部長蘇憲章（新生報嘉義分社主任）等等。

　這些被槍斃的嘉義人，在遭逮捕之後都受到非常殘酷的刑求，像潘木枝醫師就遭到指甲刺插鐵針、灌汽油等酷刑，國民黨特務要他供出參與武力鬥爭者的名單，但他嚴辭拒絕。

　根據事後分析，蔣經國等人延遲到達嘉義，是讓國民黨軍有充分的時間『肅清奸匪』，以保障他們一行人不受無謂干擾。因此，二十二日那天緊急拉出早在十二日就已逮捕的二十六位菁英份子予以槍斃，是在安蔣經國等人的心。因為這種作法獲得蔣、白等人贊許，也就有二十四日繼續槍斃七十多人的行動。

　蔣經國那一次來台灣，其實是代表他的老爸蔣介石，名義上雖然是『陪同』，卻具有絕對影響力。有一份機密資料顯示，他在抵台的第二天下午六時三十分，就曾發了一封密電給蔣介石，電文中危言聳聽之處甚多，他曾指出，台灣已有獨立派人士成立了『新華民主國』，『總統、軍司令官未定，國旗已有』（這也是後來國民黨蠻橫搜索延平學院的藉口），他也要求『日人治台，硬軟未定，（我們）今後要硬軟兼用』。

　嘉義地區的抗暴革命武裝行動，因為武裝勢力較為強悍，而且是採一條鞭領導，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和防衛司令，都是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陳復志擔任，所以，行動非常迅速，一日之間，就接管了所有軍政機關。

　不過，他們在三月十二日和國民黨進行談判時，落入國民黨軍欺騙的圈套，談判代表十二人全部遭到逮捕，其中，陳復志早在隔天就給綁赴刑場，槍決之前，國民黨軍還將他載上卡車繞行市區一周，他是第一位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的犧牲者，國民黨軍的用意非常明顯是為了『殺雞警猴』。

　如果不是蔣、白兩人的許可，國民黨軍不可能在時隔十天之後才槍斃其餘十一位談判代表（二十三日第一批槍決者）。同時，國民黨軍在各地都是採取祕密槍決的方式，只有嘉義一而再、再而三地實施公開槍決，其中，蔣、白的因素應該佔有決定性影響才對。

http://home.kimo.com.tw/snewstw/Myword/Myword_03/My_word0300/
myword0324.htm

　台灣歷來的獨裁專制政府及殖民政府對於新聞自由，幾乎都不約而同的採取嚴格控制手段，在蔣政權時代尤其變本加厲地集各種手段之大成，對新聞自由的箝制無所不用其極，致使蔣政權統治的四十年間，台灣新聞自由程度在國際上的排名都與共產國家同一等級。

　蔣政權對於新聞自由的箝制一向都能得心應手地為所欲為，不過，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二十八日，當它企圖透過修法將政治黑手徹底伸入整個出版領域時，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軒然大波。

　依照蔣政權的計劃，由蔣經國所控制的特工系統制訂『出版法修正草案』，準備在原來的報禁之外，再加上嚴酷的『刊禁』和封閉報紙的規定，一切的作業都在祕密中進行，連送給行政院、再提交立法院的過程都非常祕密，蔣政權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在立法院極機密、極迅速地通過該修正案。

　沒想到在送達立法院之後，修正案內容外洩，一場排山倒海的抗議浪潮因而爆發，甚至於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藉這個修正案而展開，在前後長達八十三天的立法過程中，台灣新聞界對極權統治手段所發出的怒吼，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修正案規定，凡新辦的報紙、雜誌都必須向政府註冊登記，非經批准不得發行。至於已辦的報紙、雜誌，原『出版法』規定，非經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則規定政府有權根據出版物登載的內容對其進行『警告』，經三次『警告』後須停刊一段時間。如遭停刊三次，將取消其註冊登記證。

　根據這項修正內容，國民黨政權可以不經司法程序而任意封閉報紙、雜誌。不但把原來已徒有虛名的新聞自由越修越少，而且是將新聞自由徹底踐踏得蕩然無存。

　台灣被國民黨蔣政權佔領的初期，由於政治控制尚未部署完成，因此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自由空窗期』。一九四六年八月，蔣政權就下令未經許可的報紙、雜誌全部停刊；到了二二八事變期間，所有非親國民黨的報紙，更全部遭到禁止發行、封館的命運。

　一九四八年十月，蔣政權在宣布戒嚴的同時，也實施報禁。從此透過各種方式和行政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地斲害新聞自由。

　一九五四年，蔣政權進行佔領台灣以來的第二度大規模下令新聞、雜誌停刊，接著，又制定『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九項條文，蠻橫地緊縮新聞自由尺度，當時曾引起新聞界第一次的怒吼，蔣政權淺試而止，不久就宣布暫緩實施。

　九項禁、限條文的挫折，益加堅定蔣政權要貫徹其控制新聞自由的意志，所以，才有一九五八年修正案的提出。

　反彈的聲浪首先由民營報業發出，近年立場趨於保守和親中的一家報紙當時是擔任先鋒的角色，所有的民營報紙和獨立刊物出現空前的團結，砲火猛烈地譴責修正案扼殺新聞自由。報業團體也發動一波波的請願、抗議。

　台灣臨時省議會在吳三連、郭雨新、李萬居等等黨外省議員聯手下，通過建議立法院慎重審議的提案。高雄市議會也公開聲明反對修正案。

　蔣介石虛情假意的接見新聞界代表，謊稱願意接納意見。然而，新聞界代表才走出總統府，它立刻下令立法院強力運作，務必要通過修正案，這些新聞界代表雖然受騙了，但是，他們日後仍對蔣介石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非常沒有骨氣地屈服於強權，難怪蔣政權能繼續為所欲為。

　立法院原先有祕密或公開審查的爭議，扮演『忠誠反對者』角色的CC派立委、監委和在野黨派立委聯合，力主公開審查和杯葛修正案通過，但在蔣介石和蔣經國兩父子下令強力運作之後，也因受不了各種政治恐嚇手段而軟化。

　這項惡法很快速地在立法院獲得通過，台北市民營報業抗議並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隔了一年竟作出這項修正案並未違憲的決議。

　再隔了二十八年後，陶百川又在監察院對出版物管制的各項規定提出批評，蔣氏父子政權箝制新聞自由的猙獰本質並沒有因為政治發展而改變，竟然下令警備總部發動了一次可恥的圍剿陶百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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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父子在一九四九年逃亡到台灣，為了從陳誠手中接收軍、政大權，非常積極地整頓特務系統，他們認為透過對特務系統的掌控與滲透，才是最便捷有效的途徑。蔣經國在五○年代成為特務頭子，並大肆遂行白色恐怖的整肅行動，不但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權，也為自己舖好了接班的基礎。

　對於特務系統的整頓，以蔣經國在蘇聯所受的訓練，做起來真是駕輕就熟，沒有多久，即幾乎完全掌控了特務系統下各不同機構，於是，他選擇了一九五二年的三月七日進行驗收，下令全國的特務機關，以戶口檢查的名義，進行了一項瘋狂大逮捕。

　這項大逮捕行動，是台灣二二八事變後期的『清鄉行動』之後，國民黨特務所進行的最大規模行動；一夜之間，總共逮捕了三百九十八人，其中，只有十九名有過輕微違警記錄，其餘的則全屬無辜。

　根據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後來回憶，由於大逮捕行動是在第二屆縣市議員選舉前實施，所以，不無藉機剷除異己之嫌。吳國楨以省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分，出面強力干預，蔣經國反正也只是為了驗收成果所作的『操兵』，便順水推舟放了所有『成果』。

　不過，吳國楨後來才發現被逮捕的人並未完全釋放，未釋放的人當中，居然還有特殊身分的。他說：『有一天，基隆市長謝貫一向我報告，有兩位市議員午夜失蹤。』

　於是，他就向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查詢，彭孟緝卻裝傻說不知情，將問題推到保安司令部一位處長的身上，結果，那位處長也說不知詳情，推說案子是調查局辦的，吳國楨非常不高興地下令，要那位處長在三小時內釋放兩名議員。不久之後，兩名議員果然被釋放了。

　吳國楨雖然身為兼任的保安司令部司令，可是，蔣經國已經把他架空了，整個大逮捕行動其實就是完全由蔣經國和彭孟緝兩人所主導。蔣、彭二人當時的關係有如焦孟，彭孟緝早就向蔣經國交心，直接接受蔣經國的指揮，根本不甩吳國楨這個兼任司令。

　蔣經國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該部執掌的業務包括考核官兵思想和執行保密防諜等，從那時開始，蔣經國就逐步透過政工系統控制軍隊與特務。

　後來，蔣介石另外下令成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要求黨、政、軍、特等部門都要向該組匯報工作，也指派由蔣經國擔任主任，使蔣經國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擴大操控各特務單位的指揮權。

　同一時期，蔣介石又下令彭孟緝組織『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負責協調指揮各情報單位在台灣的工作，因為彭孟緝只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對於指揮各情報單位頗感吃力，他就提議將該工作委員會隸屬於『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成為蔣經國的下屬機關。

　透過這種縱橫交錯的控制，蔣經國在形式上已經掌握了分布於各系統的所有特務機構。然後，蔣、彭兩人聯手設計了一套統轄特務機構的措施，由『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統一頒發工作證，各特務機構不得已都交出所屬人員名冊，至此，蔣經國即實質上徹底一條鞭地掌控了特務系統。

　所謂的『驗收』的大逮捕行動，就是在驗收對特務系統一條鞭發號施令的成果。

　吳國楨對於彭孟緝眼中沒有他這個司令，很感不舒服，他要謝貫一把兩位台籍議員帶去看他，可是，讓他頗為意外的，兩位議員竟然請他不必追究真相。

　他們的理由是怕特務報復，經過吳國楨一再勸說後，他們才說出真相。原來，他們是因為在第一屆基隆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時，未遵照國民黨黨部的指示，投票給國民黨提名的議長，所以，被特務藉這次大逮捕對他們實施懲罰。

　吳國楨了解內情後，要求彭孟緝把那位違法亂紀的處長撤職，彭孟緝表面敷衍，並未遵辦。吳國楨追問原因，彭孟緝最後才拿出蔣經國的手令，告訴他是奉命行事，吳國楨恍然大悟自己只是空頭司令。一年後，吳國楨即因與蔣經國的衝突擴大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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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論報』是台灣五○、六○年代最重要的新聞媒體，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未遭到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查禁之前，這一報一刊是台灣自由言論的重鎮，如今它們則成為研究台灣新聞史、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必讀的一頁。

　『公論報』創刊於1947年10月，後來因為創辦人李萬居參加組織『中國民主黨』，該報且成為新政黨及當年民主運動人士的大本營，所以，國民黨就對該報進行政治迫害，該報不得已在1961年的3月5日被迫休刊。

　從創刊到休刊，『公論報』總共發行17年，始終堅持『獨立辦報，不接受國民黨的收買』、『立場超然，言論強悍』的特色，因此，在17年的經營過程，一直處於兩大困窘之中：政治壓力和財務拮據。

　政治上的壓力多得不勝枚舉，如被停刊、言論上不斷遭受壓制，壓制不成之後，則進行逮捕編採人員和業務人員等等。在台灣新聞史上，除了二二八事變報館被封和新聞人員被捕的恐怖期間之外，該報是言論、編採、業務等各方面人員被逮捕最多的報社。

　在財務上的困難，雖然絕大部分是由於李萬居的不善經營，但是，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黨務機關任意對該報業務和讀者加以壓迫和干擾的情況下，業務發展受到限制也是主要因素。後來，此項困難遂成為國民黨用來逼使該報休刊的弱點。

　1950年末期，李萬居和『自由中國』的雷震積極從事組黨工作，國民黨首先以涉嫌『匪諜案』的罪名逮捕了雷震，接著又關閉『自由中國』。李萬居等組黨人士並未被國民黨的作法嚇阻，『公論報』此時也更充分扮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維護者角色。

　國民黨當時對於逮捕李萬居還有所顧忌，於是，從該報財務上的弱點開始設計接收『公論報』。國民黨此時正式下令各機關不得在『公論報』登廣告、不得訂閱『公論報』，各書店報攤不得販賣，規定『公論報』向黨營的中興紙廠購買新聞紙必須用現金，油墨印刷原料廠商也被知會不得讓『公論報』賒欠。

　國民黨步步進逼的措施不斷翻新，後來甚至派遣特務常駐報社，檢查、監視『公論報』的編輯作業。然而，有許多編輯記者為了堅守新聞記者專業原則、言論自由得立場，因而遭到不少迫害。

　比較重大的被逮捕事件有：總主筆倪師壇被逮捕，判處徒刑十餘年。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等三人，被國防部控以莫虛有罪名判處徒刑。副總編輯李福祥也被拘禁達三個多月。

　李萬居本人則曾多次接到恐嚇信、寄子彈，以及他坐車路經蘆州時，曾遭人用大卡車擠逼，企圖製造車禍，更嚴重的，是他的寓所曾遭縱火焚毀。

　1959年，李萬居為了改善『公論報』的財務體質，決定增資，國民黨趁此機會安插了好幾位新股東加入『公論報』。到了1960年，國民黨認為時機成熟，終於發動新股東改組『公論報』為股份有限公司，雖然仍由李萬居擔任董事長，但由國民黨籍時任台北市議會議長的張祥傳擔任社長。

　奪得經營權之後，國民黨授意張祥傳進一步搶奪發行權，爆發了當時非常轟動的『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該事件鬧上國民黨的法庭，李萬居毫無意外地在初審就敗訴了。

　原先參與籌組新政黨的人士，當時曾發起『援助公論報運動』，希望能夠為李萬居籌措二百萬元的擔保金，整個活動響應者非常熱烈，有很多人拿出法定可供抵押的『八七水災復興建設儲蓄券』，但法院卻裁定儲蓄券須折價計算，擔保金因而不足，遂使『公論報』的淪陷成為定局。

　二審宣判，李萬居的登記證失效。1961年3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派員前往『公論報』社，將該報祕書辦公室抽屜查封，3月5日，『公論報』被迫休刊。

　張祥傳接手後，仍沿用『公論報』名稱，卻已非原來的『公論報』，讀者銳減，最後就被其他報紙兼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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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禁』是蔣介石政權對付威脅到他政治利益的異議者，遂行政治迫害的主要手段之一。張學良、孫立人、彭明敏等人，都是遭蔣介石軟禁的著名例子。

　張學良案是發生在中國，蔣介石敗逃台灣時，並沒有忘記他，他被軟禁的地點也跟著轉移到台灣。孫立人案和彭明敏案都發生在台灣，時間分別是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他們都不是蔣介石在台灣遂行軟禁迫害的首例。

　蔣介石父子在台灣的第一件軟禁案，是發生於一九五○年三月九日，被他軟禁的人是文筆犀利的著名政論作家龔德柏。

　龔德柏，一八九一年生，中國湖南人。在中國時，辦過『救國日報』，經常發表尖銳的批評文章，而贏得『龔大砲』稱號；中日戰爭後，他寫了不少反共文章，當時的『救國日報』成為比黨報更反共的報紙。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的正副總統選舉，該報曾遭廣東籍的國民大會的代表團砸毀。

　一九四九年夏天，他帶著家人匆匆的逃到台灣，裝有貴重財務的皮箱在轉運途中遭竊，經濟窘困，他選擇新竹落腳，開始以替報章雜誌撰寫政論文章為生，卻因評人論事都不改他犀利痛快的風格，喜歡痛罵黨政要人，國民黨當權人物對他非常不以為然。

　他對當時的境況有這樣的描述：『從前登載我的愚話的刊物，次第被人處分，使我的愚話殆又無發表機關，這給我的打擊就非常大。』『最低限度的生活總須維持，而況尚有子女生活支負擔，故仍非賣文不可。但政治性的愚話，固絕無銷路，幸而老友陳訓畬兄主持香港時報，他來台時同他商談，我願為香港時報副刊寫小品文字，以求獲得少許稿酬』。

　除了寫文章之外，他偶而也受邀發表演講，在演講中罵起人來同樣痛快，幾乎將國民黨的檯面人物都罵火了。此時，讓蔣介石憶起他在中國辦『救國日報』的舊事，他曾經以新聞和評論大力鼓吹《蔣不出國救國無望》的論調，蔣認定他是與李宗仁同一陣線，故意挑起逼蔣出國的爭端。

　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他應邀到新竹的國防大學演講，談的雖然是反共問題，他仍不改本性，針砭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時，也不忘痛罵國民黨高層人物。演講結束之後，他突然不知去向，當天也沒有回家。（雷震曾在一篇文章中略為提到這段經過，他說，龔德柏演講時批評孔祥熙和宋子文做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時的貪污舞弊，把美金存在美國銀行裡，數目甚鉅，比以色列總理拉賓夫人莉亞把其丈夫在美國當大使時演講所得美金，存在美國銀行的數目多出幾百萬倍。）

　連續幾天都不見他的蹤影，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裡了，他的太太、朋友向國防大學打聽下落，不得要領，請警察單位協尋，也始終沒有消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一年一年過去，龔德柏彷彿從地球上消失般沒了蹤影。

　他的太太終日以淚洗面，沒有經濟來源，起初是靠湖南同鄉濟助，後來，有朋友想起來龔德柏是候補國大代表，失蹤之前剛補為正式國代不久，尚未開始支薪，於是，向國大申請，但因人失蹤了，國民大會就名正言順不發。他太太只好養了一些雞，靠賣雞的微薄收入養家糊口。

　蔣經國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沒有證據足夠證明這次事件是由蔣經國所主導，不過，在國民黨內部有一些傳言，認為這是特務機構在替蔣太子立威，即使蔣經國因為剛上任而事先不知道，事後應該也了解內情，龔德柏又不是不知名人物，這麼重大的案子一定要呈到蔣經國手上。尤其龔德柏被軟禁那麼多年，軟禁期間又都在蔣經國任內，蔣經國不管是沒有處理或作下繼續軟禁的處理，當然就更脫不了關係了。

　

　事實上，蔣經國確實知道這件事，因為龔德柏的演講所謂的貪污舞弊事件，其中還牽涉到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國防部情報局接獲國防大學密報後，立刻通報蔣經國主管的總政治部，使用軍用電話緊急會商後即把龔德柏逮捕，關在情報局的監獄裡（國民黨政府所有情報機關都自備有監獄），由於牽涉到宋美齡，軍法機關無法起訴，深怕一起訴後事情會曝光，在這過程中，總政治部扮演了決定性的關鍵角色，經過一番折騰後即裁示將龔德柏長期關押不放，誰做的裁示？不言自明，當然是蔣氏父子。

　到了一九五四年年初，當人們逐漸淡忘龔德柏這個人時，他的朋友才探聽到他被國民黨軟禁的消息，不過，仍然無法得知他被軟禁在哪裡。胡適博士在那年三月返台時，曾向國民黨當局查詢並要求予以釋放，國民黨敷衍以對。

　一九五五年三月，龔德柏太太找上當時的立法委員成舍我，雷震描述道：「成舍我看到龔德柏太太頭髮幾乎全部脫落，感到十分憤慨而又憐憫，乃在立法院院會中向行政院長提出質詢，全文由《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二卷第九期上（1955.03.16出版）登載出來，而台灣所有的報刊則不敢登載一字（雷震此處記憶有誤，當時的報紙只有由吳三連創辦的自立晚報刊出簡短的報導，筆者翻查當年的自立晚報還發現該報曾以社論及方塊評論聲援）」，這件軟禁案才受到社會廣泛的注意，成舍我在質詢中指出：

　『龔德柏失蹤迄今，僅差四日即屆五年，他過去抗日反共之堅定立場，與我國國策，實相配合，其失蹤後，政府採取不審不判不殺不放之政策，致使其一家六口難度苦日，太太甚至削髮為尼，龔年六十有六，身體本不健康，據聞曾數度絕食，他究竟犯法與否，應迅予審判，僅採「拖」的政策，將可能引起公憤。』

　成舍我的這項質詢提出時，曾經受到全體立法委員的熱烈鼓掌，然而，絲毫都沒有動搖蔣介石父子軟禁龔德柏的意志，又繼續將龔德柏軟禁了將近兩年，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蔣介石父子認為懲罰夠了，才由時任外交部長原為讓龔德柏辦報時的同事黃少谷保釋恢復自由，前後僅差十八天即軟禁滿七年。

　事後得知，龔德柏是被軟禁在新竹的一處軍事基地，距離他的家只有咫尺之遠。當然初期短時間內純粹是軟禁，總政治部介入後則變成正式監禁，而且獄中待遇非常差，直到成舍我質詢後才獲得改善，不僅配給了一個單人房，還將起初每天15元台幣的菜錢追加到30元，後期更由龔德柏開單子指定每日要吃什麼菜，雷震形容這是國民黨政府監獄的創例。

　他出獄那一年，由於國民大會要開會選舉總統，蔣介石需要他這一票，便指示國大秘書處通知他補上國大代表，然而，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公費不足維持生活，故我又開始寫文章，以作補助，但沒有刊物登載』，在國民黨全面封鎖下，他晚年的文章多以生活小品為主。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8年美國大選，因爲現任總統杜魯門不喜歡蔣介石，蔣介石把賭注壓在杜魯門的競選對手杜威身上，爲杜威競選資助捐款，但大選的結果杜威落選，杜魯門蟬聯總統。蔣介石爲杜威助選更加深了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反感。1948年底，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給杜魯門寫信：如果美國不能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的話，就請美國政府發表一個堅決支援國民政府的書面宣言，增加軍隊的士氣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魯門連精神上的支援也不肯答應，拒絕發表支援蔣介石政府的聲明。蔣介石派宋美齡訪問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卻要求宋美齡以私人身份訪問。美國已經明白打出了“逼”蔣介石下臺之牌，不過蔣介石也不會輕易認輸。
 1948年底，儘管國民黨還控制著長江以南的地區，但誰都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已經危在旦夕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的張群、張治中等人發起“和平談判” 的倡議，希望以蔣介石下野來換取與共產黨講和，保住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國也支援國民黨的“主和派”與共產黨和平談判，停止內戰。蔣介石卻是一貫的 “主戰派”，反對講和，但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被殲，蔣介石已無法抵擋黨內與美國的要求他下臺的壓力，被迫宣佈下野，讓李宗仁接任“代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

 蔣介石下野後退居故鄉浙江奉化，但仍然擔任國民黨總裁，在幕後操縱著一切。蔣介石對李宗仁新政權暗中處處拆臺，蔣要讓美國人知道，國民黨離開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讓蔣介石出國，避免蔣給他處處製造麻煩。蔣介石卻說：“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是個普通國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李宗仁最後終於還是無法與蔣介石抗衡。

 李宗仁上臺後，對和談的前景也甚爲擔憂。李說：“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江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他們願不願意停戰講和呢？‘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只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下深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擔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馬當活馬醫，做一步算一步了。”

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談成功的關鍵在美國的態度，李宗仁向美國政府請求10億美元的援助，幫助制止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李宗仁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如果現在美國拒絕幫助中國阻止共産主義的擴張，今後它要在遠東做同樣的事，就要多花 100億美元，而且不會有什麽效果，還使美國青年不得不流血。” 司徒雷登卻說： “蔣先生還在幕後操縱著一切，中國的局面並沒有完全改變。不管美國提供多少援助，還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美國雖然支援李宗仁，但由於李宗仁尚未掌握實權和有所作爲，美國對李宗仁的領導能力有所懷疑，不肯輕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對美國的觀望態度十分失望，又向蘇聯政府進行外交試探，希望蘇聯出面 “壓”中共進行和談。蘇聯表示可以做國共談判的仲介人，但前提是國民黨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這當然是李宗仁無法答應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戰失敗。

 李宗仁向中共抛出了和談的氣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條件是：共產黨軍隊不過長江，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長江爲界分治。中共的回應比李宗仁預想的還要嚴峻，中共首先表明不承認李宗仁政府，中共說：“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而是因爲其尚控制著若干軍隊。”中共方面的條件是：無論如何都要過江，但如果李宗仁與美國斷交，幫助中共消滅蔣介石系軍隊的話，中共可以答應給桂系保留廣西的地盤，讓桂系軍隊駐紮兩廣，廣西三年之內不搞土改。中共的談判條件其實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條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一國兩府”方案；而中共的條件是李宗仁放棄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擔任副主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國兩制”方案。由於雙方條件相差甚遠，談判破裂。

 和談破裂後，李宗仁把賭注放在長江防線上，希望長江天險能幫助國民黨軍隊抵擋中共軍隊半年左右，在美國人面前搞出點“政績”，取得美國的支援和信任。一旦美國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1949年4月，中共軍隊發起渡江戰役，李宗仁的長江防線當即崩潰，南京失守，國民黨政府被迫遷都廣州。但美國大使館卻沒有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 1949年6月，美國報紙刊出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建議美國承認中共新政權的新聞， 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指責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表示今後不再援助蔣介石政府，並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將尊重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

 蔣介石對美國發表這樣的《白皮書》十分悲憤，他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爲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的污點。此不僅爲美國悲，而更爲世界前途悲矣。”

 針對美國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了一個抗議聲明，指責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在國際損害中國政府的國際威信，在國內瓦解政府軍官兵的士氣，實爲“落井下石”之行爲。蔣介石說：“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爲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爲最後之國恥。”

 蔣介石在下野的同時，就考慮把臺灣作爲最後的退路。1948年底，蔣介石開始把北京故宮的國寶文物移運臺灣，又把大量黃金外匯密運臺灣，並派最爲信任的陳誠任臺灣省主席。美國卻不滿意蔣介石的遷台計劃，1949年3月，美國派密使到臺灣與陳誠密談，促陳誠脫離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說臺灣“自立”後，可以先派聯合國軍隊駐紮，保護臺灣免受中共軍隊入侵，保證臺灣的獨立。但陳誠斷然拒絕了美國的密案。1949年6月，又傳來遠東盟軍司令部派聯合國軍進駐臺灣的擬議。蔣介石氣憤美國人竟然要剝奪他最後的立足之地，蔣表示：“餘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決不能交歸盟國。”

 李宗仁遷都廣州後，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國政府雖然已決定不再援助蔣介石，但對李宗仁的廣州政府仍抱有希望，並由國會通過7500萬美元援助廣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隊能夠頂住中共軍隊的進攻，保住兩廣地區。然而桂系軍隊在中共軍隊面前還是一敗塗地，美援還沒有到廣州就失守了，這筆美援最後又落到蔣介石手中。桂系軍隊被殲後，李宗仁已無立足之地。李既不願意逃到臺灣去受蔣介石的擺佈，又不願投降中共，最後選擇到美國“就醫”。

 李宗仁一走，國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領導人，必須再推選一位總統。然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辭職時由副總統接任代總統，代總統辭職時由行政院長繼任，沒有已辭職前總統可以複職的規定。蔣介石卻不顧憲法，於1950年3月1日宣佈複職總統。蔣介石的此舉美國人十分不悅，3月1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國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指責蔣介石違憲複職總統。杜魯門總統則于3月2日在白宮親自接見李宗仁，待以國家元首之禮，表示支援李宗仁，反對蔣介石的複職。儘管美國對蔣介石沒有好感，但卻也沒有什麽可行的辦法來推翻蔣介石，蔣介石以實際行動讓美國明白了他在國民黨裏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 當時美國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國儘快承認中共政府，否則中共就會更加接近蘇聯，危害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也數度試圖拉攏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就將承認中共政府。但中共還是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美國最後於1950 年1月撤出了在大陸的全部外交機關和人員，放棄了拉攏中共的努力。儘管如此，美國仍沒有干預中共“解放臺灣”的意圖。1949年12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美國不想在臺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也不會使用武力干涉臺灣目前的局勢。美國不參與中國的內戰，也不向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或派遣軍事顧問。”美國同時還宣佈從臺灣撤走美僑。美國的行爲等於告訴中共，它可以放心進攻臺灣，美國決不過問。

 1950年6月，中共在臺灣對岸結集軍隊艦船，準備進攻臺灣，後來傳出的一些資料也顯示中共上層曾決定在1950年合適的時候“解放臺灣”。可是天有不測風雲，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軍隊突然向南朝鮮發起了進攻，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對臺灣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6月27日杜魯門宣佈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防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1950年7月，美國向臺灣派遣大使，重開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軍事援助。朝鮮戰爭使國民黨渡過了最大的存亡危機。蔣介石曾向美國建議派國民黨軍隊到朝鮮參戰，卻被美國拒絕。


 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因爲國民黨中派系很多，蔣介石的號令並不被認真執行，軍隊也有一部分不聽蔣的指揮。蔣介石退居臺灣後，才開始了真正的獨裁統治。蔣介石先是改編軍隊，凡是撤退到臺灣的軍隊都要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保證了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其次是改造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排除腐敗不純分子。蔣介石在大陸期間就想整治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但要整治腐敗打擊面太大，超過了蔣介石的權力範圍。到臺灣後蔣介石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大有好轉，爲日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 蔣介石在臺灣的另一個重大政策就是土改。臺灣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由於日本當局採取優待地主的政策，農民的生活比較貧困。蔣介石退居臺灣後，學習共產黨搞土改，爭取人心。國民黨先在臺灣搞減租減息，推行優待農民的政策，然後國家出錢買取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的生活有明顯改善。由於當時臺灣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農民的擁護歡迎，平緩了“二二八”事件以來臺灣本地人對大陸人的怨恨，爭得了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群衆基礎。

 1950年代，蔣介石還對反攻大陸抱有幻想，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美國一直反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1958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訪台時對蔣介石說：“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厭惡戰爭，特別是美國人更不喜歡戰爭。如果臺灣反攻大陸的話，最不願意看到的必然是保護臺灣的美國，所以您的反攻大陸政策其實無異于自殺行爲。但是我認爲您還是有機會返回大陸的。您先在臺灣推行善政，把臺灣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的樣板。現在中共大搞人民公社，無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滿，也許什麽時候就會出事。等到大陸天下大亂的時候，大陸的人民看到臺灣的繁榮，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歡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陸嗎？”蔣介石聽後沈默良久，似有所思。

 蔣介石是不是聽從了吉田的勸告不得而知，但此後國民黨政府走上了發展經濟爲主的軌道。由於臺灣的資源人口有限，國民黨政府著眼於對外發展經濟。臺灣以減免稅收的方法吸引外資，鼓勵創辦加工外銷企業，著重發展對外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蔣介石雖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經濟上卻不亂插手，完全放權給專家們。蔣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陸官僚買辦經濟的教訓，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少，建成了以民間企業爲主體的臺灣經濟。美國對臺灣的援助1965年以後完全停止，臺灣共接受14多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82年寫的《領袖們》一書中說： “儘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一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與臺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情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臺灣是二戰後美國的盟國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國家或地區之一，到1980年代，臺灣已成爲少數的新興工業國家之一。

 臺灣雖然經濟發展順利，但在外交上卻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試圖發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1958年2月，日本鋼鐵代表團訪問北京，與大陸鑒定了2億英鎊的 “鋼鐵5年貿易協定”，向大陸提供建設急需的鋼材。隨後日本方面又規定對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團給予入境方便，允許懸挂大陸國旗。對此蔣介石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不允許懸挂大陸國旗。日方對蔣介石的抗議讓步，答應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和不懸挂大陸國旗，台日關係暫時緩解。

 1963年8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陸出口維尼龍成套設備，並向中共提供貸款，臺灣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議。同年10月，又發生中國油壓機械訪日代表團團員周鴻慶叛逃事件。周鴻慶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臺灣，臺灣國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許周鴻慶來台，可是日本政府畏於大陸的壓力，按照大陸的要求把周鴻慶送回了大陸。此事大大激怒了蔣介石，1964年1月臺灣外交部召回駐日大使，並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將不惜與日本斷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池田內閣派出與蔣介石私交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爲特使訪台，修復台日關係。吉田茂與蔣介石長談三次，共同發表了一份支援國民黨政府的《吉田書簡》，再次緩解了台日關係的危機。

 1971年和1972年，對蔣介石來說是壞消息不斷。1971年5月，日本宣佈不再受《吉田書簡》的約束，批准向大陸出口重型工業設備；1971年6月，美國政府宣佈解除對大陸的經濟禁運；1971年10月，聯合國投票表決招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聲明“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面對美國的背信棄義，蔣介石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日世界處於一個慘痛的時代。在這時代中，正義與強權，善與惡，黑與白之分辨，日漸消失，貪婪虛僞與混亂籠罩一切，，，”。

 1972年7月，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雖然主要是因爲年邁體弱，但也不能說與美國背信棄義的精神刺激毫無關係。從此蔣介石病臥在床，很多時間處於無意識狀態，但他的心臟還在頑強地跳動。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灣病逝，終年89歲。蔣介石死後遺體安放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孫中山陵墓之旁。

 蔣介石從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投靠美國，但蔣介石與美國的外交史，卻充滿了美國的威逼和蔑視，是一部眼淚與心酸的悲劇史。美國不喜歡蔣介石有各種原因，最重要的還是蔣介石一味堅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與美國人的民主意識、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蔣介石對政權從不鬆手，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任期6年，最多連任2屆。1960年的總統大選時，蔣介石已任連2屆，按憲法規定不能再任總統。可是蔣介石卻提出“反亂鎮定動員時期臨時條項”，不僅再任第3屆總統，而且還在1966年和1972年再任2屆總統，成爲事實上的終身總統。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放開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臺灣的民主。

 蔣介石的一生不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主的一生。但蔣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謂開明獨裁，在臺灣小島上幹出一番事業，重新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蔣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明君”。

（全文完）

2001年8月8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6年3月11日，負責調停中國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暫時返美，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國共間軍事衝突重開的主要責任在蔣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動應戰爲主。但此時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有所轉變，開始比較積極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蘇聯的援助後，也開始在一些地區主動向國軍發起攻勢。
 1946年以來，美蘇兩國在二戰期間的合作關係破裂，冷戰開始。蘇聯原來的中國戰略是支援蔣介石國民政府，讓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進行政治鬥爭放棄武裝戰爭。但美蘇冷戰開始後，蔣介石一邊倒向美國，因此蘇聯開始扶持中共與蔣介石政府進行軍事對抗。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東北先由張作霖經營，後來又由日本扶持的滿洲國經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從來沒有滲入過東北。日本戰敗後，東北地區成爲政權的真空地帶，國共兩党誰先進入東北，誰就能搶到控制東北的政權基礎。

 按照協定，蘇聯本應在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後開始撤軍，最遲不超過三個月，但屆時蘇軍並無撤軍的迹象。爲了防止蘇軍南下，美國派5萬多人的海軍陸戰隊在華北登陸，進駐北京、天津、青島等地。1946年2月11日，美國向世界公佈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密約》中出賣中國主權的部分，在中國引起了中國民衆的憤怒。2月22日，重慶各校學生2萬余人發起了要求蘇聯從東北立即撤兵的反蘇遊行，搗毀了親蘇聯的中共的《新華日報》報社。

 對於中國方面的撤軍要求，蘇聯提出一個反要求：“如果美國撤走駐華北的美軍，蘇聯就撤走駐東北的蘇軍，蘇美兩國同時從中國撤軍。”美國則以駐華美軍是應中國政府之邀爲由，拒絕了同時撤軍的建議。蘇聯把日本和滿洲國在東北工業機器設備能拆的全部拆走運回蘇聯，並招請中共軍隊進入東北，放手讓中共在東北發展勢力。在拖延了幾個月後，1946年3月，蘇軍突然開始從東北撤軍（5月3日撤軍完畢），蘇軍將瀋陽等靠南的幾座大城市交給國軍，而將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交給中共。5月24日國軍奪取長春，但中共的策略是農村包圍城市，中共派30萬幹部滲透東北的廣大農村，建立起東北政權的群衆基礎。

 1946年4月18日，一時離華的馬歇爾特使返華。馬歇爾對蔣介石不遵守達成的停戰條約十分氣憤，又對蔣介石啓用了羅斯福那樣的強壓手段：不停戰就停止美援。蔣介石在馬歇爾的壓力下，被迫同意自6月7日開始爲期15天的全面停戰，這是所謂“第二次停戰令”。但蔣介石已下決心用武力解決中共問題，15天的停戰期過後，國軍又對中共發動新的攻勢。在此情況下，馬歇爾向蔣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戰，他將立即離華返美。美國總統杜魯門也於1946年8月10日致電蔣介石：“如果中國的內戰不在短期內停止，美國就將重新考慮美國的對華政策。”

 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壓手段已有領教，發現了美國人的弱點：只要他堅持到底，美方最後就不得不讓步。蔣介石在公開場面還是表示願意接受美國的停戰調停，但實際上並沒有採取停止內戰的具體措施。對於蔣介石的陽奉陰違作法，杜魯門於8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國出口二戰的剩餘武器，停發美商對中國出口武器的許可證。由於二戰後國民黨軍的大部分裝備都來自美國，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國民黨軍的武器補給發生了一定困難，這也是蔣介石軍隊戰敗的一個側面原因。美國到1948年4月才再次恢復對蔣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時國民黨軍隊已到了回天無術的全面失敗邊緣。

 蔣介石對杜魯門的作法極爲不滿，認爲杜魯門的包庇縱容中共的中國政策，不僅損害了中國，也損害了美國本身。蔣介石與美國的爭執也表現了中美兩國對“國家領導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蔣介石看來，他是中國政府的領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國對中國友好就要支援他。蔣介石指責美國不尊重他個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國，“破壞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而在美國人看來，蔣介石並不等於中國政府，美國反對蔣介石並不等於反華，批評中國政府不是破壞中美兩國的友誼，而是美國對中國友好的表現。

 不過蔣介石在軍事上不鬆手的同時，在政治上還是力爭樹立民主開明的形象，給喜歡民主的美國人一個好印象。可就在此關鍵時刻，1946年7月發生了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大學教授被暗殺事件，在國際上給國民政府造成了極不好的影響。事後查明，李公僕、聞一多的暗殺並非來自蔣介石的指示，而是國民黨下層特務的個人行爲。李、聞教授常發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論，而個別國民黨下層特務認爲李、聞有意侮辱國民黨、侮辱領袖，出於對本黨的“俠義之心”而對李、聞下手。

 當時民盟是中國政界次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勢力，但蔣介石對沒有軍隊的民盟十分輕視。國民黨一直與中共進行直接的和平談判，從來沒有邀請民盟參加和談，在政治上也從未認真聽取過民盟的意見，因此民盟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滿。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時，事先也未與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參加，成爲國民黨一黨包攬的大會，沒有任何民主的氣氛。蔣介石樹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並沒有成功，美國總統杜魯門說：“連希臘的腐敗政權也比蔣政權效率高，不像他那樣聲名狼藉。”

 由於馬歇爾的停戰調停不成功，美國政府放棄了調停中國內戰的努力。1946年12月18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馬歇爾也於1947年1月8日回國。美國國務院在說明馬歇爾調停不成功的理由時說：中共和國民黨對和平都沒有誠意。美國退出調停後，國共兩黨開始放手大打內戰。

 雖然美國表面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實際上在水面下開始物色取代蔣介石的人物。1947 年7月美國再次派魏德邁到中國視察國民政府的現況。魏德邁發表了一篇訪華聲明，批評國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貪污無能”，魏德邁還特別指出：“中國的復興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這也就是說蔣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領袖，中國的復興有必要抛開蔣介石。

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對蔣介石更沒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華任教，自稱是半個中國人。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報告說：“現政府已無力阻止共産主義的傳播，除非出現一位受民衆愛戴的領袖，能號召民衆，並能恢復軍隊的作戰意志。但不能指望蔣委員長能充當這樣的領袖。蔣氏似乎已無法改變，而且各方面都證明他必將繼續其個人統治，這種個人統治的後果，造成了現在中國的悲慘局面。”

 東北戰場危機時，司徒雷登又給美國政府發去電報：“目前僅少數人繼續擁護委員長，而且擁護他的人，不過是其最親近的同志及一些軍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員長，最不爲人民所愛戴，指責他們的人日漸增多。現在除非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否則將無法避免再度的軍事慘敗。”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建議：李宗仁在中國軍界政界有一定影響力，可以考慮李宗仁取代蔣介石。1948年3月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和副總統。當時國民黨內尚無可以與蔣介石競爭總統的人物，於是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作爲取代蔣介石的第一步。

 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副總統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象徵性位置，所以蔣介石本來不應該在意誰當選副總統。但是蔣介石得知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後，李宗仁是否當選副總統就成爲蔣介石與美國“反華勢力”的新一輪鬥爭。蔣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國支援李宗仁競選的陰謀。蔣介石甚至親自與李宗仁面談，勸李宗仁放棄選舉，蔣說： “我是不支援你的，我不支援你，你還選得到？”李宗仁有美國的支援，倒也氣壯，李說：“你看吧，我可能選得到。”最後李宗仁以微弱優勢當選，蔣介石在這次“抗美” 行動中失利。

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的敗色已濃，美國開始撤回國民黨軍隊中的美國軍事顧問，駐紮在青島的美國第七艦隊也離開中國，美國希望避免捲入國共兩黨的內戰。蔣介石向杜魯門總統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杜魯門卻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予以拒絕。美國不支援蔣，蘇聯又是蔣的敵人，此時蔣介石可以尋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敵人日本了。

 1948年底，蔣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請他爲國民黨軍物色一些舊日本軍的出色軍官，擔任國民黨軍的軍事顧問。美國的軍事顧問太講民主人權，不允許長官打罵士兵，倒是日軍的訓練方法似乎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當時蔣介石痛感國民黨軍隊的最重要問題不是武器，而是軍人的素質太差，所以蔣介石想請一批舊日本軍官來爲他訓練軍隊。

 100多名舊日本軍官組成的日軍顧問團于1948年底秘密從上海進入中國，爲了保密起見，日軍顧問團的全部舊日本軍官都起一個中國名字。日軍顧問團的團長是前陸軍中將富田直亮，其中國名字爲“白鴻亮”，所以日軍顧問團也稱爲“白團”。日軍顧問團進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進行作戰建議、培訓軍官、訓練士兵的工作。國軍兵敗退守臺灣時，“白團”也跟著撤到臺灣，繼續擔任國軍的軍事教官。蔣介石經常在日本教官講課時，親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聽講，認真做筆記。1954年美國與國府簽署“華美防衛條約” 後，美國重新派軍事顧問到臺灣。美國軍事顧問對蔣介石啓用舊日本軍人做軍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蔣介石辭退日本教官，蔣介石說：“在你們抛棄我們的時候，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幫助我們。在我還活著的時候，不會辭退他們的。”

 在國共內戰初期，蔣介石政府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可是國軍卻在劣勢的共軍面前連連敗退，最後不得不退出中國大陸。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實中共的顯著成功，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無能與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當初美國並不關心蔣介石政府的存亡，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採取觀望的態度。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準備坐視中共解放臺灣，也就沒有今天的臺灣問題了。當時不少美國人對中共頗有好感，但後來中共爲了配合蘇聯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鮮戰爭，美國此後才下決心保衛反共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

（未完待續）

2001年7月23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5年4月以後，美軍已經攻佔硫磺島等日本週邊島嶼，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基本被殲。此後日軍發起“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雖然沒有阻擋住美軍的攻勢，但也給美國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擔心進攻日本本土之戰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更加期望蘇聯出兵分擔美軍的犧牲，但蘇軍並沒有立即行動。日本人並不知道美蘇之間關於蘇聯出兵的密約，以爲史達林有可能出面調停美日停戰，所以通過外交途徑請蘇聯向美國轉達日本的停戰條件：保留國體（天皇制），日本自主撤軍，對日本不得實行軍事佔領，在割地賠款方面可以商議。這其實是一個有條件投降方案。
 對此，1945年7月16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美國新總統杜魯門、英國新首相艾德禮、史達林）在柏林郊外波茨坦開會（蔣介石未被邀請），決定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起草了《波茨坦公告》。中國並沒有參加《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只是在公告發表前，請中國在上面簽了字。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國首腦的名義發表，蘇聯因礙于蘇日中立條約尚在有效期間，當時未列名於公告。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波茨坦公告》中添補了史達林的名字。

 波茨坦會議期間，杜魯門接到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但對原子彈的威力仍然心中無數，所以還不敢拒絕蘇聯的幫助。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原子彈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顆原子彈摧毀了整個城市。此後美國感到打敗日本可以不要蘇聯的幫助了，對蘇聯的態度強硬起來，從積極邀請蘇聯出兵，轉變爲反對蘇聯在亞洲擴張。同時蘇聯的態度也急轉直下，從等待觀望轉爲立即出兵，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史達林要趕在日本投降以前出兵，否則蘇聯就沒有出兵的藉口了。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美國和蘇聯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立場對立，美國主張美國專管日本，而蘇聯主張共管，中國怕蘇聯駐進日本後，找藉口盤踞中國東北不走，因此贊成美國專管日本方案。蘇聯在對日作戰中並沒有付出什麽代價，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最後只好同意美國專管日本。

 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共的力量穩步發展，到1945年，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除了陝甘寧邊區外，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江蘇等省也建立了根據地，中共已有軍隊130余萬，民兵200余萬。日本投降後，中國的日占區出現了權力真空地帶，日占區成爲國共兩黨爭奪的肥肉。盟國約定中國戰區的日軍向蔣介石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無權受降，這當然是中共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於是共軍獨自出兵，在解放區附近受降日僞軍。國共兩黨軍隊因爭奪日占區而發生的武裝衝突日益激烈，中國剛停止外戰，又開始了內戰。

 在中國內戰氣氛越來越濃的情況下，美國出面斡旋中國的和平。美英蘇三大國統一了對華方針，即不干涉中國內政，避免直接捲入中國內戰。這時蘇聯的態度比較微妙，一方面蘇聯承認蔣介石國民政府，同意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但另一方面，蘇聯又把中共作爲與美國對抗的棋子，暗地裏扶持中共，接應中共進入東北發展勢力，把繳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轉交中共。爲了避免國共兩党利用日僞軍打內戰，美國特別通告國共兩黨要遣散“僞軍”，不得對其進行改編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

 但國共兩黨誰也沒有理會美國的通告，私下改編“僞軍”，暗地裏招聘日本軍事顧問與技術人員，爲打內戰作準備。日本投降時，中國的所謂“僞軍”主要有三大系統：汪精衛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軍和滿洲國軍。汪精衛南京政府軍分七個集團軍：任道援第一集團軍，張嵐鋒第二集團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吳化文第四集團軍，龐炳勳第五集團軍，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孫殿英第七集團軍，總兵力近30萬人；華北政務委員會軍由齊曼元統率，兵力5萬餘人；滿洲國軍兵力約40萬人。滿洲國軍被蘇軍繳械，國共則爭奪其他“僞軍”。除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向共軍投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大部被共軍解除武裝外，其餘“僞軍”被國軍接受，編入國民黨軍。

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接收了絕大部分日占區，又得到了數十萬投降日軍和汪精衛政府軍的裝備，吸收了數十萬“僞軍”，加之抗戰時得到的大量美援裝備，使重慶政府的軍事力量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有軍隊約400萬，軍隊的裝備也大大好於戰前。由於重慶在軍事方面對延安有絕對的優勢，蔣介石試圖依靠其軍事優勢，一舉摧垮殲滅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徹底解決共產黨問題。

 但美國卻反對蔣介石的軍事滅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之爭，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團結民主之中國”。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方案，中共的態度十分積極，因爲延安的力量在抗戰中雖有很大的發展，但與國軍相比仍處於明顯劣勢。當時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優勢相當畏懼，以前被國民黨趕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經歷仍然記憶猶新，並沒有想到國民黨軍隊已腐敗叢生，不堪一擊。加之蘇聯又採取“腳踩兩條船”態度，以支援國民黨爲主，扶持中共爲輔，使中共感到另一種危機感。當時中共的最佳選擇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中共對1945年美國調停的“和談”具有相當的誠意。

 與此相反，蔣介石對美國調停的“和談”並不感興趣，但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姿態。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蔣介石在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

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也是有所考慮的。毛澤東隻身前往重慶談判，必定會有安全上的顧慮，如果毛澤東不敢來重慶，那麽蔣介石就可以向美國人說延安沒有和談的誠意。即使毛澤東前來重慶，毛澤東在客地談判的不利條件也較多。當時毛澤東的確對前往重慶有所顧慮，延安很多人也反對毛澤東去重慶，1945年8月22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電：“爲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1945年8月23日，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爲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

 這時史達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所以毛澤東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在談判期間美國保證他的人身安全。於是赫爾利8月27日親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毛澤東赴重慶前，中共中央召開了談判對策的緊急會議，會上決議：“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有可能在談判中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形成兩党合作、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同時在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適當讓步。”同時蔣介石也召集高級幹部開會，討論談判方針。國民黨的談判方針是：在軍事毫不遷就，在政治則可以適當寬容一些。

 1945年9月3日，雙方談判開始，談判的出發點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毛澤東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八項要求：

一、召開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
二、重新選舉國民大會的代表,舊國大代表無效。
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
四、給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釋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權。
七、中共軍隊保留48個師軍力（後來毛澤東讓步爲28個師）。
八、中共參加受降。

 蔣介石則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意見：

一、軍隊問題：中共軍隊最多保留12個師，這是中央所能允許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區問題：不承認中共的解放區政府。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方面的行政人員。
三、政治問題：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共同參與政治。
四、國民大會問題：已經當選的國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當選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額。

 由於國共雙方立場相差太大，談判無法達成一致。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單獨會談了約10次，但會談的內容至今尚未公開，無法知道蔣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談了些什麽，兩人也沒有發表過對對方的看法。但據蔣介石秘書陳佈雷說，蔣介石曾對他說過：“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競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10月9日，毛澤東離開重慶返回延安，10月10日，雙方發表了所謂“雙十協定”。

 “雙十協定”中，國共雙方在召開政治會議，開放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釋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達成了一致。但在軍事方面，共產黨最後讓步保留24個師，國民黨方面最後讓步允許共產黨保留20個師，雙方仍沒有達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區的民選政權和國大代表問題上，雙方意見仍然分歧。雖然“雙十協定”中共產黨讓步較多，但仍不失爲一個平等的協定。

 “雙十協定”是國共雙方相互讓步達成的第一個和平協定，如果國共雙方能夠嚴格按照 “雙十協定”所規定的去做，建立一個民主和平的中國應有很大希望。但國共雙方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和平協定不過是一紙空文，雙方都不遵守，國共兩軍間的軍事衝突依然不斷。1945年11月，美國撤回了比較親蔣的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特，換上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爲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表示美國有公平調解國共合作的誠意。馬歇爾來華瞭解到中國的現實情況後，說：“中國人的哲理與歐美人完全不同。歐美人怎樣說，他就怎樣去做；中國人則說法是說法，做法是做法，這就教人難於揣度了。”

 中國的民衆深受八年抗戰之苦，不願意再打仗了，中國民間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以知識份子爲主的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等）形成了中國的第三股政治勢力，開始向國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戰。民盟雖然沒有槍，但在社會文化界有相當的影響，是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利用戰爭，在國民黨內中形成了個人獨攬大權的獨裁體制。戰爭結束後，中國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主化的呼聲，蔣介石除了在軍事上受到中共的挑戰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主黨派和國民黨內部民主勢力的挑戰。

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教授錢端升、費孝通等人發表關於內戰問題的演說，提出反對內戰，要求美軍撤離中國，組建聯合政府等主張，結果遭軍警干擾並開槍斷絕交通，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慨，於次日舉行罷課，天津、武漢、廣州等地的學生也發起學潮聲援。11月30日軍警與學生發生了暴力衝突，12月1日衝突升級，軍警向聯大師院校內投入兩顆手榴彈，炸死學生3人，傷數十人，造成所謂“一二一”慘案。

 “一二一”慘案後，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學潮，各地學生和教師紛紛罷課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慘案同時也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國際影響，12月6日蔣介石致電雲南省主席盧漢，要他盡一切努力平息學潮，萬不得已時可以考慮把學生送去集中軍訓。12月8日，盧漢召集各校教授談話，12月9日又召集各校學生談話。盧漢表示要嚴懲兇手（兇手陳奇達、劉友沼宣判死刑），撫恤傷亡學生，賠償損失後，學生方面感到滿意，各校決議於12月17日複課。但仍有少數學生認爲學生代表太軟弱，主張改組罷課委員會，繼續罷課。後來政府方面宣佈12月17日仍不復課的學生一律開除，學潮開始走向平息。

 “一二一”學潮是抗戰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協讓步而結束，從此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各種學潮此起彼伏。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之所以頻繁發生大規模學生運動，主要是因爲人們痛恨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敗。雖然蔣介石每次以比較低的姿態處理學潮，但並未能遏制學潮，各種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蓬勃的反政府學生運動也是導致蔣介石政府垮臺的一個原因。

 “雙十協定”後，國共兩軍的武裝衝突依然不斷，使美國人開始考慮採用強硬性和平調停。馬歇爾來華後，向蔣介石轉達了杜魯門總統的意思：立即停止內戰，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如果國民黨繼續進行軍事行動，就停止一切軍事和經濟援助。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制性和平調停深感不快，認爲馬歇爾受了中共矇騙，爲中共幫忙。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中寫道：“馬歇爾對餘之認識雖漸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練如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爲世界前途擔憂也。”

 中共則很歡迎美國的和平調停，對馬歇爾寄予相當的希望。周恩來向馬歇爾表明：只要不讓中共交出軍隊和根據地，重蹈1926年到1937年間的覆轍，中共願意承認蔣介石主席的領導，願意作爲國民政府名下的一個地方政府，參加國民黨聯合政府。馬歇爾同意中共作爲國民政府下一個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擁有一定軍隊。蔣介石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考慮建立與共產黨分享權力的聯合政府問題，但蔣介石只準備讓中共在政府機構中充當可有可無的角色，不讓中共分享實權。

 1945年12月27日，國共雙方在馬歇爾主持下，成立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又稱馬歇爾三人委員會），展開認真負責的談判。1946 年1月10日，“三人小組”主持簽訂了《國共雙方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向國共兩軍發佈“一切戰鬥立即停止；軍隊調動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雙方最遲在1月13日午夜前停戰。1月13日，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別向兩軍下達停戰令，中國內戰一度出現和平解決的趨勢。

 1946年1月31日，在“三人小組”調停下，國民政協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五項提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會爲國民政府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爲四十人，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擔任，其餘半數由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擔任。
二、1946年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的名額由現在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
三、和平建國的綱領：“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最高指導原則，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建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四、軍隊屬於國家，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五、組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起草立法、司法、監察、考試、行政分立的“五權憲法”。

 《和平建國綱領》通過後，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完全擁護，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一切決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具體執行《和平五案》時，卻製造了層層阻力。1946年2月25日，三人小組又通過整軍方案，在確認蔣介石領導地位的情況下，給予中共一定的軍權。整軍方案的主要內容爲：

一、軍隊領導：國民政府主席爲中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最高統帥有任免所屬軍官之權。但在整編軍隊過程中，撤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時，應由中共代表所提名的軍官遞補。
二、陸軍縮編：一年後全國陸軍縮編爲108個師，其中共軍占18個師。
三、軍隊配置方案：東北地區配置6個軍（每軍三個師），其中中央軍5個軍，中共軍 1個軍；華北地區配置11個軍，其中中央軍7個軍，中共軍4個軍；華中地區配置10個軍，其中中央軍9個軍，中共軍1個軍；西北地區配置5個軍，均爲中央軍；華南地區配置4個軍，也均爲中央軍。

 這個“容共”的整軍方案，是在馬歇爾的壓力下達成的，蔣介石對此並不滿意。蔣介石在2月28日的日記反省錄中寫道：“與中共商定統編其所屬部隊爲十八個師之方案，業已簽字。此爲政府最大之損失。”中共方面對此協定中中共軍隊的比例較少也不很滿意，但認爲可以接受。此時中國在馬歇爾的調停下，中國內戰一度停火。馬歇爾和三人小組從2月28日起，赴北平、張家口、延安、漢口地區視察了六天，馬歇爾在延安會見了毛澤東。本來馬歇爾還準備到東北視察，接到美國政府要他回國報告中國調停的進展情況，馬的東北視察未能成行。

 1946年3月11日，馬歇爾返美，三人小組暫停工作。可是馬歇爾一走，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了。

（待續未完）

2001年6月27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林思雲

【大紀元10月31日訊】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中國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的行爲，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中國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中國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飯。軍官們爲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強徵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徵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中國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抗戰末期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素質比1937年抗戰初期時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戰末期物價飛漲，國民黨高級軍官爲了確保經濟收入，各軍隊開始經商，軍官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商上，更加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爲變相的商業性機構，商人要依託軍人的特許和保護才能從事商業活動。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在1944年 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壞了。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衆，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暇，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佔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佔領好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作爲對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現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美國人最早到達延安的是一批新聞記者，這些記者異口同聲地報導說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軍隊的軍紀軍風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援。美國記者的報導使不少美國人把中共視爲中國“進步勢力”的代表，稱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國”，而重慶代表“封建的中國”。美國新聞界對中共的正面評價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對華政策，美國人不得不考慮，美國支援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並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這樣做值得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清廉進步的中共，是不是會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國戰區美軍最高參謀史迪威，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人，而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的更遠一些，他希望把中共從蘇聯拉入美國一邊，不僅成爲美國軍事上的同盟，而且成爲戰後美國政治上的同盟。當然在美國反共的大氣候下，羅斯福不可能支援中共建立政權，於是萌發了建立國共聯合政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個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爲中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政黨，美國大使館官員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裏評價中共說：“中共裏面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共産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共產黨，不如說他們是一個農民民主黨。”同樣蘇聯的史達林也稱中共是“馬戈林共產黨”（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黃油、非純正的）。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時，提出美國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延安，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只好同意美國派一個十幾人至二十幾人的小型代表團到延安，團長爲鮑瑞德，代表團中還有中共的“朋友”，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斯。謝偉斯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期間，就與中共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結爲朋友。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話時說：“中共並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肯合作，我們一定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

毛澤東向美國放出“遠蘇近美”的氣球，也是有國際背景的。毛澤東執政後，在中共黨內批判了王明的“國際派”，1942年的“整風運動”後，更進一步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蘇聯一直支援王明，所以毛澤東上臺後，中共和蘇聯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戰爆發後，蘇聯主要援助的是蔣介石政府，對延安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慮放棄蘇聯而與美國結盟的可能性。

這時中共在理論上也開始擺脫共産主義的色彩，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表明中共當前的任務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後，國家完成工業化建設以後的遙遠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國人對中共搞赤化的恐懼感，謝偉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毛澤東並不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中共試圖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現在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密切關係，中共認爲美國比蘇聯更可以依賴。”

中共明白美國人喜歡“民主”，所以儘量樹立民主的形象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中共聲稱在他們的解放區裏，地方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組成方面，實行“三三制”，即黨內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農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時召開邊區參議會，實行與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1944年秋開始，美國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1944年8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的赫爾利，擔任起國共兩黨的調停人。當時中共由於處於劣勢，缺乏國際支援，所以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積極。1944年9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宣佈：贊成美國指揮官指揮全部中國軍隊。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慶約見赫爾利，要求赫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比之下，蔣介石則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極，只是爲了不得罪美國人，才不得已勉強與中共進行談判。

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親自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到機場迎接。11月8 日，赫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達成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項建議，11月9日毛和赫代表雙方在協定上簽字。毛赫達成的五項建議是：

一、中國軍隊統一。
二、國民政府改組，建立一個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政府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四、美援物資在所有抗日武裝間平等分配。
五、聯合政府承認中囯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爲合法政黨。

由於赫爾利是美國的反共分子，中共擔心赫爾利在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偏袒國民黨一方。延安談判之後，中共對赫爾利是否會向美國政府正確轉達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國財政部代表弗裏德曼帶一封信，請他回國後轉交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這封信由周恩來寫成，信中說中共對國民黨政府不進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國直接援助延安，並邀請摩根索訪問延安。

11月10日，赫爾利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返回重慶後，羅斯福正式任命赫爾利爲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彙報他與毛澤東達成的五項建議，但蔣介石對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毫無興趣，因爲這樣要使國民黨失去獨攬政權的資格。11月22日，蔣介石提出三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爲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合併。蔣介石同意軍事委員可以接受數名共軍高級將官加入，但沒有同意與中共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反對毛赫五項建議，使赫爾利很失望，但赫爾利又接納了蔣介石的三項建議，試圖說服中共讓步接受蔣介石的反建議。

中共對赫爾利的搖擺不定感到憤慨，毛澤東指責赫爾利爲什麽和他簽訂了五點建議，又倒過去同意蔣的三點建議。毛澤東對美國延安代表團團長鮑瑞德說：“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籃子，要靠人施捨。，，，如果美國不援助，還可以轉向英國和蘇聯嘛！”但毛澤東仍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美國進行合作。赫爾利的這次調停失敗，與他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有很大關係。

儘管中共不接受蔣介石的三點建議，但聲明無意關閉和談之門。中共發現赫爾利等人是親蔣的，但也有鮑瑞德等一些美國人是親共的，中共想衝破蔣介石和赫爾利的封鎖，直接與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建立聯繫。1945年1月9日，毛澤東交給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轉給羅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個代表小組到美國訪問，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直接講述中國的複雜內部問題。如果羅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來打算親自赴美國訪問。從現在披露的情報來看，羅斯福並沒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誰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無法查明。


1945年1月24日，國共雙方的談判再開。中共代表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堅持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後，才能開始談判聯合政府的問題。最後雙方於２月３日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取代現行的國民大會，爲建立民主憲政開闢道路。但在統一軍隊和共產黨參政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還需要進一步談判。

1945年2月23日，朱德經由美軍官艾芬士上尉向美軍中國戰區最高參謀魏德邁申請二千萬元美元貸款，作爲對日作戰經費，被赫爾利阻止。中共一直無法與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取得聯繫，打不開對美局面，並且又得不到蘇聯的實質性支援。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發表了《愚公移山》講話，表達了中共即使沒有國際支援也要堅持到底的決心，同時批評蔣介石政府“要把中國引向黑暗”。

正在美國撮合中國聯合政府之時，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雅爾達召開了雅爾達會議，會上羅斯福背著中國政府，與史達林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雅爾達協定”，以換取史達林的對日出兵。“雅爾達協定”關於中國的內容如下：

一、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
二、大連港爲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具有優先權。
三、蘇聯租借旅順作爲其海軍基地。
四、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

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透露雅爾達會議的內容，蔣介石預感到雅爾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蔣介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3月15日，蔣介石通過中國駐美使館得知雅爾達密約的具體內容後非常憤慨，他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己賣華乎？惟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

當時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出兵。蔣介石沒有估計到日本會那麽快投降，以爲日本還能堅持一年左右，所以蘇聯一旦出兵，蘇軍就會以消滅在華日軍爲藉口，進軍大部甚至整個日占區。蘇軍一旦進入中國，就不會輕易撤走，要換取蘇軍從中國撤軍，還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更有甚者，如果蘇聯象處理東歐佔領區那樣，把進入中國的所到之處都建立共產黨政權，蔣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萌發了與日本單獨停戰講和的念頭。蔣介石希望日本放棄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慶與日本簽署和平協定，日軍從中國撤軍，把日占區交給蔣介石政府。蔣介石對日單獨講和的著眼點有二：一是一旦日軍撤出中國，蘇軍就沒有了進入中國的藉口；二是可以保證得到日占區的領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國單獨與日本講和當然要得罪美國人，不過蔣介石認爲既然美國可以做出犧牲中國換取蘇聯對日作戰之舉，中國這樣做也不算背信棄義。

1945年3月16日，繆斌奉蔣介石的密令乘飛機來到東京，與日方密談單獨講和一事。當時繆斌名義上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長，實際上卻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繆斌到日本時，攜帶一部可以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的無線發報機，把密談的情況隨時報告蔣介石，並直接接受蔣介石的指令。

繆斌首先提出要直接與天皇會談，但繆斌並不持有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也沒有什麽其他信物可以證明他是蔣介石派來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對繆斌的身份尚有懷疑，所以不同意繆斌見天皇，而是讓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會見繆斌。3月18日東久彌宮會見繆斌時，開門見山地說：“在我們會談以前，請先生先回答我三個問題。”
繆斌說：“請講。”
東久彌宮問：“第一，重慶承認天皇嗎？”
繆斌答：“承認。”
東久彌宮問：“第二，爲什麽要與日本和談？現在美軍已顯示出壓倒性的優勢，直率地說，日本對戰爭已經絕望了。”
繆斌答：“重慶並不願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毀，因爲中國的安全也要依賴日本的繼續存在。如果日本在滅亡前與美國停戰講和，日本就會成爲中國的防浪堤，可以將蘇俄進入中國的危險防患於未然。”
東久彌宮問：“第三，爲什麽要直接與天皇會談？”
繆斌答：“日本政界沒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東久彌宮對繆斌的直率回答很滿意，認爲繆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東久彌宮問起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繆斌說中國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點：一、取消汪精衛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軍立即從中國撤退，將日占區移交重慶政府；三、中日單獨簽署停戰協定，中國負責斡旋日本於美國之間停戰講和。東久彌宮聽後認爲可以接受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年7月18日，東條英機內閣倒臺，小礬國昭繼任首相。小礬也十分支援繆斌帶來的和平方案，1945年3月21日，小礬首相召開了各大臣參加的“最高會議”，商討繆斌帶來的蔣介石和平方案。儘管小礬一再堅持與中國單獨講和，但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均反對，他們認爲單方面從中國撤軍會導致軍心渙散，也反對抛棄日本支援了多年的汪精衛政府。最後小礬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與中國講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聖斷”。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對，這樣失去了各方支援的小礬不得不辭職，1945 年4月5日小礬辭職後，由鈴木貫太郎繼任首相。鈴木也曾設法與重慶和談，但得不到軍部的支援，最後不了了之。繆斌得知日方的商議結果後感歎說：“日本的政治家都是豬腦子。”

繆斌這個人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繆斌1921年考入南洋公學（現上海交大）電氣科後，加入國民黨，1923年黃埔軍校成立時，他出任無線電科教官。1925年2月東征陳炯明作戰中，繆斌組織了敢死隊，帶頭冒死沖入敵陣，一時被譽爲國民黨軍中的英雄人物。繆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26年北伐時，繆斌出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正黨代表爲汪精衛），1928年北伐勝利時，繆斌任陸軍中將。1929年，26歲的繆斌出任江蘇民政廳長的重職，但不久遭排擠下臺。此後繆斌一度留學美國，回國後隱居著書。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繆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但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

美軍佔領日本後，從日本檔案裏發現中國單獨與日本秘密講和的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中方代表繆斌出庭作證，但繆斌已被中國處死。原來抗戰勝利後不久，繆斌作爲漢奸被逮捕，並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死。繆斌是蔣介石政府處死的第一個漢奸，不免讓人感到有殺人滅口之嫌。繆斌死後，繆斌的日本朋友爲他建了紀念碑；1950年，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在東京主持了繆斌的追悼會；1991年在東京稻荷神社爲繆斌樹立“顯彰碑”，封繆斌爲“和平神”。日本人認爲應該感謝繆斌冒險到日本謀求和平的行動，繆斌最終因此而死，故樹碑表示紀念。

蔣介石政府雖然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但是由於腐敗，卻失去了中國民衆的民心。在抗戰時的艱苦環境下，不僅底層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公務員、教師和學生也掙扎在饑餓線上，承擔著戰爭帶來的犧牲。可是他們周圍的有權有勢之人，卻明目張膽地在戰爭中聚斂財富，發戰爭橫財，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恨。很多知識份子並非親共產黨，也不贊成共産主義，但他們更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然而中國卻沒有第三條道路讓知識份子們選擇。

一些歷史學家著書說二戰後美國積極支援蔣介石反共，爲蔣介石出錢出槍打內戰，這是有違於歷史史實的。美國固然反共，但美國並不贊成蔣介石用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蔣介石把共產黨作爲一個合法的民主政黨對待，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則堅持用暴力方法消滅共產黨，這是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點。

（待續未完）

2001年6月19日寫於日本(http://www.dajiyuan.com)